张新颖
　　
　　沈从文的作品像个大舞台，读者看到的往往是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看不到的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舞台，这个舞台上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我写《沈从文九讲》，就是想探索这个问题。
　　
　　读者熟悉沈从文，一般是从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开始，比如《边城》。读《边城》，往往觉得那个地方多好、多美，那个地方的人多单纯、多健康。但这背后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沈从文会把这些东西写得这么好、这么美？
　　
　　我们现在到凤凰旅游，一种反应是觉得凤凰真好，另一种反应是觉得很糟糕，因为现代商业把当年“美好、纯朴”的景象都破坏了。但这两种反应，都是作为游客的反应，当地人不会有这种反应，沈从文尤其不会。当他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每寸土地都是血染成的。
　　
　　凤凰成为湘西的中心，是比较突兀的：清政府为镇压苗族人，强硬地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中心。凤凰在一百年前，到处是碉堡、军营，居民的构成大部分是军人。所以沈从文说，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面都是血。沈从文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的首先不是美好，而是残暴。这些从小经历的残暴，当他十几岁当兵以后，在青少年时代也不断出现。他在湘西的部队里，要么被别人打，要么打别人，有时候无聊，就到山头上看杀人。在这样充满暴力、绝望的环境中，一个心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变得和他所处的环境相同；第二，对他所经历的事情的反面变得非常渴望，超出常人的渴望，会对一点点的温情，一点点的美好，都比常人更加珍惜。
　　
　　沈从文属于后者。他会敏感于生活中的一点点的美好与温情。比如当初他当兵的时候，到妓女家里去，帮着妓女烧烧火，跟她说说闲话，人和人之间有那么一点点的美好，对他来说，这一丁点的美好就可以抵抗他经历中的黑暗、残暴、绝望。所以沈从文才会特意把那么一点点的小孩子的单纯，老人的纯朴，一条河的清澈，写得那么如诗如画。好的背后是有不好的东西，好是对于不好的一个平衡、对于不好的救赎——对于在不好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的心灵的救赎。
　　
　　人是有本能的。如果别人打了你一拳，人的本能是打回去一拳，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沈从文是另外一种反应，他是逆转式的：我在生活当中遭受了那么多的挫折、屈辱，见过了那么多残暴、恶劣，我回馈的是这个东西的反面，对这个世界的怜悯，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有情，对这个世界的温和、美好与善良。
　　
　　沈从文在离开老家凤凰十年以后（1934年）回了一趟故乡，那时候他已经发现，他的家开始发生变化。抗战开始后，他又回了一次家乡。后来他就开始写长篇小说《长河》，但是没有写完。当然，没有写完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家乡变了，他家乡的人也变了，他原来以为的那些纯朴、善良的性格，在时代的压力下，慢慢变得扭曲起来。所以他构思中的《长河》写的是：普通的一些人在现代的社会里，怎么活以及怎么活不下去；怎么变直至变到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步。从《长河》开始的沈从文，其实是时刻地敏感着家乡的变化；不仅仅是他家乡的变化，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他在这个变化当中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无能为力。而家乡的变化，到了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面貌？这就涉及到“沈从文传统”的问题。
　　
　　今天有一些作家，或者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在有意无意当中，会接续“沈从文传统”，接着沈从文的思考往下想。在我看来，贾平凹的《秦腔》就是沈从文没有写完的《长河》。因为沈从文太爱他的家乡，所以他不忍心把他已经觉察到的家乡人的变化写出来。可是贾平凹比沈从文心硬，他把他所感受到的家乡，农村社会在20世纪的变迁写了出来——这就是《长河》已经写了一部分但没有写下去的东西。如果这样看沈从文，沈从文的文学才丰富起来，才不是一幅画挂在博物馆里。他也不是过去的人，不是已经过气的作家，他是活在今天的。
　　
　　其实，沈从文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不能写作，就意味着创作生命的完结；反过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胡乱写作，也意味着创作生命的完结。沈从文曾经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他从中读到了司马迁的痛苦，他想到了从屈原到司马迁，创造中国灿烂文化的很多优秀的人，都是在一种痛苦的精神状态中成熟的，并且把他们的精神痛苦转化成了辉煌文章。他从这些先贤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也找到了生命的能量，所以他后半生即便遭受劫难，也依然用那么强烈的热情、不懈的努力去认真做自己的研究工作。
　　
　　《沈从文九讲》：张新颖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