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出生在上海，却在南京西南郊的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里成长。那里既不像城市，也不像乡村，我的父辈在那个远离上海的地方始终保持着故乡的生活习惯，有意无意地让自己与故乡气息相通。然而，长到十八岁，直至今天，我始终是上海和南京这两个城市的异乡人。就像我成长的地方，它作为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被寄养在他处；我也是被“寄养”，无法获得故乡身份的认同。从出生起，便知这个地方不是我的故土，也不可能是我的归宿，我和周围的孩子一样，说着标准的沪语，但无论气质还是心性都与真正的“上海人”相去甚远。

　　后来，从事了写作。渐渐意识到，和那些有故乡的人相比，我的生命之根似乎有些先天不足：既无法了然城市细部的喧哗骚动，也无法与天地乡野血脉相连。我有时羡慕那些生长于乡村的写作者，天与地，山与河，乡邻与狗，茅舍与炊烟……这一切似乎天生具有“文学性”。我为此困扰了好一阵子，直到二十八岁那年动笔写《纸人》。

　　那是一次灵感汪洋恣肆的写作，也是一次带有勇气的写作。我袒露心怀，检视自己生命的成长，创作了这部当年多少被视为“前卫”的少女成长小说。我在小说里，动情而投入地回忆生命成长中心灵的每一丝细微的触动阵痛和欢欣，好多细节“真实到令人害羞”。小说里，未必有山河乡村，也未必有城市市井，那里只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心灵，它们如此广袤，无边无际，又是如此幽邃，探索不尽。《纸人》为我赢得了最初的写作自信和最早的一批忠实读者。

　　就这样，心灵，对心灵的无穷无尽的探索，在我写作初期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文学世界。我意识到，故乡在我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无论写城市抑或乡村，写历史抑或现代，写成人抑或孩子，这都是一些小说的表象，文学真正关注的最终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灵魂。对于一个写作者，故乡的本原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归根结底，是人的心灵。

　　到了写作《野芒坡》，则是一次颠覆以往经验的长途跋涉。创作前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混沌和茫然状态。素材成山，历史的真实成为文学虚构的羁绊，我在各种构思架构的丛林里摸索，始终找不到亮光。

　　在上海徐家汇南端，有一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独特的神奇所在，名曰“土山湾”。1863年，天主教江南耶稣会会长鄂约瑟在此购地建堂，并于1864年建成江南育婴堂南楼。此后九十年，这一以“土山湾孤儿院”而闻名的地标式建筑成为“近代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的文化传播源”和“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据史料记载，孤儿院内创办了学校和各类工场，由中外传教士共同传授西画、音乐、木雕、泥塑、印刷、照相、冶铁、木工、彩绘玻璃等技艺。来自异域的孤儿院掌门人意在不仅拯救孤儿的生活，更要让他们获得技艺以在成年后立身。清末民初，是“土山湾”的鼎盛时期，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与融合，淬炼出夺目光芒。这个地方，不仅奠定了近代“海派”文化的风格与传统，也对中国近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仅在绘画领域，就曾出现过徐悲鸿、刘海粟、任伯年、张充仁、徐咏青等大家。然而，这段历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尘封已久。

　　大约五年前，我偶然去到土山湾旧址参观，看到了大量的图片和实物资料，以“震惊”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并不为过。它完全颠覆了我对“育婴堂”“孤儿院”的既有印象：我看到100多年前少年孤儿鲜活的灿烂笑脸，他们面对镜头拘谨却又掩饰不住天真，一群剃发垂辫的中国男孩或面对画板专注地临摹西洋宗教油画，或在外国修士的指挥下演奏铜管乐，或于郊外野炊，或在操场上驰骋踢球，或在车间劳作，或提笔习字……我看到出自他们手中中西合璧的绘画作品，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大型木雕，做工精细的西式家具、烛台铜器……那些静默无声的物件穿越岁月风尘在我心底掀起波澜：原本处于世界两端的人与文化，在那个特殊的时段特殊的环境奇迹般地相遇，竟显出难以言传的和谐之美。

　　我蓦然意识到：我遭遇了一座故事的富矿！

　　在《野芒坡》筹备阶段，我将和土山湾、清末民初的上海、艺术绘画、江南传教史乃至太平天国有关的一切图文资料收归囊中，遍读能找到的清末民初都市小说，上海图书馆和徐汇图书馆所存的相关资料被我一一捋过，那个时期的上海民俗、饮食小吃、时兴的家具、交通工具、服饰变化、街市布局、日常生活细节，以及西人入境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几已熟稔。之前，我曾有过写作《1937•少年夏之秋》《是猪就能飞》两部历史题材小说的经验，但同眼下的《野芒坡》相比，前两部的写作难度远在其之下。前两部的故事架构相对单纯，承载的主题相对简单，且是完全的虚构，给发挥想象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野芒坡》以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土山湾为蓝本，文献资料一方面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细节，另一方面，也成为写作的障碍。材料越多，困扰也越多。毕竟，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历史传记。《野芒坡》不是为土山湾历史树碑立传。历史教科书关注的是那些为后世带来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以及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战争、大变革。我想探究的，是100多年前那个特殊时代里平凡人物的小命运，两种文化相遇时的微妙反应，还有，在那个几近封闭的环境里，西方修士和中国孤儿的施与受、接纳或对立……

　　然而，这仍旧不是我要的小说。

　　我的头脑中长久地盘桓着土山湾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有名有姓的神父、修士、嬷嬷、堂囝……他们纷纷出场，又纷纷离场。他们彼此融合，又相互嫁接、重生。他们渐渐脱离了原貌，却又带着旧有的印记，在我心中重塑成全新的人物。我多次来到徐家汇土山湾原址附近，寻找沉睡于时间深处的气息。当年的土山湾建筑只剩下孤零零一座，无法窥见当年原貌，但是，与故事相关的圣依纳爵教堂还在，圣母院还在，藏书楼还在。如今的徐家汇繁华异常，但奇特的是，走入那几个地方，顿觉所有的噪音悄然沉降，从远处眺望，圣依纳爵教堂的哥特式钟楼背衬着雨水初歇灰中透亮的天空，100多年前的孤儿也一定目睹过这样的天空。圣母院的五层欧式建筑现已用作饭店，但高耸的穹顶，曲折回环马赛克铺地的楼梯，后院停放的蒸汽机车，似乎都在无声提醒一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当年，又有多少孤儿的小脚在楼梯上、后院里蹦跳跑动？在非营业时间，圣母院建筑内光线昏暗，每一面墙每一级楼梯每一扇门仿佛都在沉默中回忆……就是在这样的摸索和探寻中，开场锣鼓渐起，那些沉睡于心里许久的人物和故事，即将逐个登台。

　　然而，真正让《野芒坡》获得灵魂的，还不止是这些。

　　有一天午后，我独自一人去绍兴路汉源书屋小坐，在书架上，邂逅了黑塞的《德米安》。我不是第一次读这本薄薄的书，但那天下午的重读，仿佛神谕一般，令我茅塞顿开。小说讲述的是少年辛克莱寻找通向自身之路的艰辛历程。一个名叫德米安的少年出现，将困顿中的辛克莱带出沼泽地，引领他走向寻找自我的前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黑塞说，“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我们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正是这句话，将即将上演《野芒坡》的舞台照得透亮。我仿佛看到从幼年走来的幼安，他的人生画卷一览无余，我想表现的不是他的人生传奇，而是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寻找光亮，追索自我的心灵历程。幼安的身上，有张充仁、徐咏青、徐宝庆的影子，但是，幼安只是他自己，我更想写一个100多年前的男孩生命中的“日”与“夜”，“光明”与“黑暗”，是他内心世界可感可触的变化和发展——而促成这一切的，是人性、人道、信仰、艺术、美与善的力量。

　　正如《德米安》之于黑塞，《纸人》之于我。只有当我真正回归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构想中的故事才会长出扎实的根须深入大地。就在那一瞬间，我一脚踏上《野芒坡》的舞台，终于有底气导演这场戏。

　　现在，《野芒坡》完成了。我退到幕后，静待这场戏的上演。在写作时，我曾为笔下的人物揪心感动。他们如此微渺，但作为个体，他们又都是一个个宽广丰厚的世界。我着迷于这些个由无限广袤和幽邃的心灵建构的世界。

　　感谢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编辑、插画家以及提供帮助的其他朋友，感谢刘绪源、曹文轩二师给予的宝贵修改意见，尤其感谢上海近代史专家张伟先生为小说涉及的史实鉴定把脉，而最初，也正是他的专著激发了我对土山湾历史的浓厚兴趣。

　　我愿把《野芒坡》献给每一个正在寻找自我路上徘徊的少年——这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故事，但它也应该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