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揭露批判官员腐败的官场文学作品，历来有不同看法。赞颂者有之，贬抑者亦有之。真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此，为官场文学恰当地定位，引导人们客观公正地看待这类作品，就成为评论家们的重要使命。近读龙长吟同志对湖南官场小说的系列评论集《治守之道》，觉得其重要贡献之一，正在于此。

　　首先，作者认为，官场小说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来源于现实，反映的是现实。这是这类小说产生和繁荣的根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既有国家民族日新月异的整体性进步，也有难以遏止的个人堕落”，“既有呕心沥血地为人民服务的大军，也有处心积虑地谋求私利的小人”，人民“欢迎社会的现代转型，却痛恨官场的腐败。”于是，官场文学应运而生。这是运用唯物史观和文学的反映论为官场文学立命，说明它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基于此，作者把这类作品定格于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畴之内。认为它继承了“文革”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内含理想的光辉一面，又摒弃了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与廉价歌颂的弊端。此论澄清了曾经争论过的一些是非，对于为官场小说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把其评论集定名为“治守之道”，自有其深刻寓意。说白了，就是他对于官场小说的性质和作用的总概括。总结作品中所凝聚的人生智慧和所含蕴的治守之道与为官的经验教训,是其系列评论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对《曾国藩》《大清相国》、还是对《国画》等的评论，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挖掘与着力的点评。在这方面的价值如何,是其评论这些作品得失优劣的金标准。如同司马光主编的编年史巨著定名为《资治通鉴》一样，存史是为了理政资治。文学也是这样，“优秀的官场小说具有人生教科书的作用”，“官员阅读官场小说，鉴往知来，善取善予，既可以从成功者那里学来许多成功的经验，也能从失败者那里看到落败的教训”，“是当之无愧的廉政建设的良药”，读者可以吸取其中蕴含的治守之道。这就是作者多处强调的优秀官场小说的警示、借鉴作用和反腐倡廉的精神指向。这对一些认为写官场腐败现象是“暴露阴暗面”，丑化现实，会产生消极影响等观点是恰当的回应。

　　可贵的是，作者在其评论中还明确地指出了官场文学作品应该把握的分寸，他指出，“记录只是手段，反腐倡廉才是目的。今日的官员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的官员的的确确太过为所欲为”，然而，如果“将权利运作中的失范过度放大，混淆了局部与整体，大多数与极少数的界限，便会失真失实，还会带来负面影响。官场小说中等而下之的赝品、庸作，都有这方面的毛病。”指出这些，表现了一个评论家不捧不骂的责任担当。对于官场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关系作品成败的关链问题。所谓把握分寸,不在于作品写了多少消极腐败现象,而在于要写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以正义压倒邪恶,从入木三分的揭露与鞭辟入里的批判锋芒中显示凛然正气,让读者有一种惩恶扬善.人心大快之感,这就是反腐倡廉官场小说从审丑中给人的美感。

　　作者在分析官场小说产生的深厚的现实土壤与顺应历史和人民要求而一时形成热潮的同时，以评论家的冷静的思考，为这类小说的走向把脉，指出：“随着反腐败力度的真正强化，官场与民间的矛盾将日渐缓和，官场小说的市场走红也会淡化……官场小说的当代繁荣，在我国现阶段的文学创作中不会再延续很长时间了。”预言其必将逐渐降温，是基于对反腐倡廉的信心和对现实主义文学规律的深刻理解。正像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出现的“伤痕文学”的兴衰过程一样，它不会以任何人的愿望为转移，而是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

　　笔者认为，上述几点，是贯串于长吟同志对湖南官场小说系列评论的总论和各论之中的几个基本观点，也是《治守之道》这部评论集主要的精神和艺术导向。

　　作者简介：原湖南师院中文系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学委会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成名的资深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