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的《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是他对湖南当代官场小说学理阐释的集中奉献。该书尽可能聚焦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并对不同影响力和不同风格的作家与文本进行不同篇幅、不同角度的分析。比如，对于唐浩明，论者用“儒家文化观照下的廓庙之思”进行概括；对于王跃文，论者用“政治眼光与人性解剖”来阐述其作品的“思想艺术魅力”；对于阎真，论者用“知识分子的灵魂透视”来统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操守。书中还用不同的篇幅和视角分析了肖仁福、刘春来、吴茂盛、余艳、浮石、魏剑美和黄晓阳等人的代表性文本，对彭见明的《天眼》也进行了适当的解读。至于谭仲池、胡丘陵、刘克邦和管群华等人的诗文作品，当然也是龙长吟关注的重点之一，论者不惜用较大篇幅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颇具见地的阐释。

　　作为一本扎实的文学评论专著，龙长吟在选取阐释对象时十分讲究：首先是影响力与美誉度。论者选取的作家及其文本大都是畅销作品，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如《曾国藩》、《青瓷》、《二号首长》等都是当年炙手可热的作品。其次是文学性与思想性。官场小说因为涉及官场这个巨大的“名利场”而天然具备了吸引读者的能力，因而许多作品泥沙俱下，导致官场小说常与通俗小说和“故事大观”混杂在一起，龙长吟在选取分析对象时，不仅仅关注作品的热度，更关注热度背后的文化因子，努力做到文学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如《国画》和《沧浪之水》等就是如此。再次是代表性与广泛性。龙长吟既着力阐释在全国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官场小说作家及其作品，又对尚不是很出名、市场辩识度不很高、但又颇有特点的湖南官场小说作家及其作品也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分析和讨论。如分析王跃文时，论者着眼于作家对官场文化的深度发掘，认为王跃文将官员与官员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那些确实存在又谁都不可明说的潜规则写得入木三分。而对余艳的分析，则从“官场后院”即官太太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描写来揭示当下社会怪相。对阎真的阐发，则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心灵的挣扎与沉浮，表现知识分子在坚持操守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些作家虽然都围绕着官场这一个主题，却各自都有不同的切入点，龙长吟抓住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并做出了客观而中肯的评析。

　　当下官场小说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少创作者大多因为工作原因和政府多有来往，有的干脆就是公务员，他们对官场中那些“弯弯绕绕”的手段是有着切身体会的，因而习惯从现实的角度再现官场生态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治守之道》第四章对肖仁福作品介绍时就提到他写官员的态度：以行为的适当和失当代替以往官场小说的忠奸之分。官场本质上是“关系场”，政府工作的目的就是调节国家管理中的种种复杂关系以维持国家稳定，所以他们工作的第一原则是稳定。在这一原则下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极端现象，第一是如刘春来《水灾》中所写，一旦地方发生如自然灾害或是矿难一类的重大事件，政府往往会以最不计成本的方式，快速处理事件，交出所谓“让民众满意”的答卷。这是特殊情况，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别的选择。第二种就是一般官场小说所揭露的，在日常工作中利用厚黑学，利用权钱交易，利用关系的制衡来处理事务，这才是政府工作的常态，是维护稳定，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所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龙长吟用肖仁福《家国》中柳居山处理杨劲松犯罪材料的事例为“适当和失当”做了诠释，让柳居山“适当地”把材料交给组织部颜部长，这样的行为固然有违正义，却保住了一方安宁，防止了事态扩大，也同时堵死了杨劲松升迁的途径，算是对其的惩罚。显然，龙长吟认同了作家的处理方式，这也成为论者本人对待官场怪状的文化立场。在龙长吟看来，当代官场乱象丛生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代，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的突飞猛进给官员带来了空前的“诱惑”，而体制和法律的漏洞导致权力得不到制约，于是以权谋私屡禁不止。龙长吟不仅运用孟德斯鸠《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来论证中国体制的缺陷并为其找寻出路，同时还广泛运用社会关系学的原理来解释官场的权力制衡模式。不过，这种文化立场虽然真实，但如果再从作品的审美性和批判性方面多下些功夫，则可能显得更加客观和更具说服力。

　　作者简介：聂茂，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