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改革》，包括《第一卷·学校篇》和《第二卷·学院篇》两卷，钱颖一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肯定中国教育的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

　　均值高的表现及原因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作“均值”(mean)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窥见一斑。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

　　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是令人钦佩的。即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阶段，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即便是服务业也一样。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流程，在超级市场的收银、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业务上，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体验。

　　方差小的表现及原因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variance）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很多人感觉，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关于均值方差的第三个观察

　　如果说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小“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大“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就是说，太差的人不在少数。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人格培养上存在问题。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

　　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及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一、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二、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三、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且“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