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燕

　　每天，这个男人立在营盘路的街头，目送面前喧哗而过的人流与车流。风雨不动，初心不改。从来，没舍得离开。

　　八百余年后，他在古城一隅坚守时，也许还会想起当年在外地时想念长沙的诗句：“长记潇湘秋晚，歌舞橘洲人散。走马明月中。”这位牵马的汉子，叫辛弃疾。走至营盘街南端，人们可看到手牵战马的辛弃疾塑像。

　　辛弃疾生活在南宋，以“豪放派词人”的身份为现代人认识。他最值得傲骄的也许不是文采，而是武功。1179年，39岁的辛弃疾，上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到了长沙后，他不顾谗官“聚敛民财”的诽谤，建立起一支“湘军”——飞虎营。飞虎寨就在三公里的关圣庙附近，老营盘街也因此得名。经辛弃疾训练出的飞虎营，“雄镇一方”，后来活跃在抗金前线四十年之久，功勋卓著，金人称其为虎儿军，甚为忌惮。可见湘军的骁勇善战，并非始于晚清。

　　词人在长沙留下了《满江红·笳鼓归来》等诸多名篇。“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猩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营盘街的喊操声号角声，融入了他的血脉。直至“可怜白发生”时，仍念念不忘壮年时的“沙场秋点兵”。“醉里挑灯看剑”的寂寞，谁曾理会？英雄隔世离空的一声叹息，早已淹没于红尘。

　　辛弃疾去世百年后，另一位英雄于1273年来到长沙——正当壮年的文天祥，到潭州任职湖南提刑。他比辛弃疾刚好小近一百岁。溶溶月色下，文公和友人一起泛舟湘江。那时江上没有豪华游轮，没有北桥那么雄伟的跨江长虹。江上更加静谧，昏暗，更接近星空。他低低吟道：“总是浮萍迹，飞花莫近樯。”相比辛前辈，文公的心里更多一些客居的惆怅，或许因为当时山河更加破碎。十年后，他写下“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绝笔，画上一个更悲壮的句号。丹心留照汗青，诗人却再也回不到潭州城北的湘江小舟上。

　　离营盘路不远，有条湘春路。湘春门外，唐开元时曾建过一座湘春塔，供奉了佛像，直到咸丰年间才在兵乱中毁掉。附近和飞虎寨、湘春塔一样早已不可寻踪的古迹还有吴王祠。晚清以骈文和诗名闻天下的长沙举人熊少牧，路过吴王祠、湘春塔时还大发追古幽情。诗人在《湘春阁》中感喟：“劫火千年侵佛国，断云孤影插湘江。”敏感的文人，捕捉到了国运的颓败的气息。

　　向北，有开福区赖以得名的开福寺。光绪年间，寺边曾聚集过一群诗人。湘潭高僧八指头陀释敬安，于1885年来到长沙，在开福寺后的碧浪湖避暑。寺庙周遭清幽雅致，释敬安吸引来许多名士雅聚，吟诗作对，慢慢形成一个文艺小圈子。著名的碧湖诗社，就此建立。

　　首任社长，推举的是大学者王闿运。社员也全是大咖级人物，郭嵩焘、熊鹤村、易顺鼎、王先谦等一大串本地名流。一群大才子，在碧湖边激扬文字，捭阖天下，酒酣耳热。

　　释敬安曾说，“我虽学佛未忘世”。身虽方外之士，心却深受维新进步思想影响，天生带着心忧天下的湘人基因，认为“我佛弘旨，最适共和”。因此，他的诗里颇有禅机的轻灵，但也有句子铿锵凝重，如“流尽英雄血，加天力劲苍”，“黄龙犹可接，不独继成汤”，字字掷地有声。

　　王闿运与释敬安有所不同，他把精力更多放在传道讲学上。他冷眼旁观，心如明镜。在湘江边送别友人时，他发出“哀痛求贤诏，疏通御使台”的叹惋。在杨度支持袁世凯时，他果断表明不喜欢袁的态度。

　　在长沙城北历史卷轴上，离我们最近的诗人，有毛泽东。1922年，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区委机关设在清水塘。年轻的毛泽东任书记，在此组织了自己的家庭。次年，脸上还没有刻画沧桑的青年毛泽东，写下《贺新郎·别友》：“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天下人的毛泽东。

　　从辛弃疾到文天祥，再到王闿运、释敬安，再到青年毛泽东，诗人一路行吟，为开福区笼上一层浪漫气质。前人之诗，可悲可喜，或豪放或婉约，但诗魂无不与苍生福祉相系。如果抹弃那些感觉陌生发黄的诗篇，开福区仍是开福区，只是，它的文化空间里，就空出了一片废墟。

　　平平仄仄的诗唱，消弭在长沙城北大街小巷的叫卖声里，车轮滚动声里，看不见的诗意空间仍似乎触手可及。如今，开福寺里开设了“碧湖讲坛”，重又聚起了传统诗词爱好者。今天的诗人不需要有绅士名流大学究的门槛。男女老少，普罗大众，皆可为诗。

　　总有一些高贵的不朽，会赖在城市的灵魂里，成就它的超凡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