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对蚊帐有特殊感情。夏夜躺进去，盯着纱帐的角落——那里有一摊年深岁久、洗到发黄的蚊子血——就开始编故事。有一阵子我妈问我为什么老是轻声跟自己说话，我说我不是一个人啊，我还能听见有人追问我呢。那时候连“心理医生”这个名词都还没出现，我妈嗯了两声，没往下讲。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担心得要命，老想带我去看病，就像在我更小的时候，她领我到医生那里唱个歌，问他我的喉咙为什么那么哑。

　　医生狠命地用压舌板在我嘴里钻研了一番，在病历卡上写下4个字：声带水肿。

　　我的声带在青春期之后有所改善，但从未变得响亮，我的蚊帐故事也总是在宏大的开头之后就栽入梦乡——第二天醒来记不起一点线索，于是当天晚上的故事只能从头编起。以至于长大以后，每回看到一部小说有炫目的开头和虚弱的结尾，总体上呈现“水肿”时，我就会疑心这位作家也有一个嘶哑的童年，床上也有那样一顶蚊帐。

　　在成长过程中，为了压制把故事讲下去的冲动，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对于灵感终将枯竭的恐惧等。我勒令自己编辑别人的小说，翻译别人的故事，即便自己下笔，也务必钻到“非虚构”的保护伞底下。

　　然而总有不甘心。我曾在多少“真实”的散文里融入虚构的想象，又通过对多少虚构作品的分析，积累（同时也在瓦解）自己虚构的勇气。这种积累与瓦解总在暗处厮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终将胜利。不管怎么说，把这些夹带私货的文章聚拢在一起，是不是能构成一幅虚实无间的拼图，隐约看见那种叫“文学观”的东西？当然，这都是事后的诠释，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那么多。

　　我从不追求风格化，而是那种尽量适应各种约稿要求的作者，所以你从每篇语气的拿捏里，多少可以看到相应的媒体风格。也只有把这些文字放在一起，只有当我为书名费尽思量，最后只好从《红楼梦》里挖出4个字来交差时，我才意识到，究竟是怎样曲折而不息的冲动，在推着我往下写。

　　结集的乐趣之一，是得到别人的反馈。出版社替我邀请的这两位作序者，都既是我喜欢的小说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感谢你们的记忆、批评与鼓励。

　　（《假作真时》 黄昱宁 译林出版社 201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