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对文学造成冲击和影响

　　韩少功：关心了解新科技，是应对新挑战时的功课

韩少功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会是怎样一番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看似一个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可能有的假想，作家韩少功却由这个假设性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己现实的，辩证的，且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这篇长达八千余字的文章里，韩少功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送礼跑奖，也免了不少文人相轻和门户相争。当真好处不算少。

　　其实，这只是韩少功的调侃性修辞。他真正要探讨的命题是：机器人，也就是人工智能将对文学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事实上，传说中的人工智能与其说离我们还很遥远，不如说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在某些科技和生活领域则已然是触目可及的现实。人工智能发展还被写进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但要说到人工智能将在文学领域势不可挡地长驱直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的写作，这听来会不会像是天方夜谭？但事实正在发生。韩少功举例说，IBM公司创设的一个玩诗的小软件“偶得”模仿宋代词人秦观的《金山远眺》“做”了一首诗。当他将其拿去某大学做测试，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多见犹疑不决抓耳挠腮。“如果我刷刷屏，让‘偶得’君再提供几首，混杂其中，布下迷阵，人们猜出婉约派秦大师的概率就更小。”

　　由此，韩少功坦言，“偶得”君还只是个小玩意，其算法和数据库一般般。即便如此，它已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真伪难辨，更在创作速度和题材广度上远胜于人，沉重打击了很多诗人的自尊心。而出口成章，五步成诗，无物不可咏……对于它来说都是小目标。如此这般，要再进一步，人工智能将把文学“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如韩少功所说，法国人罗兰·巴特早在1968 年发表著名的《作者之死》，似乎就暗示了今日的变局，但估计他也想不到，作者最后将“死”到哪一步，将“死”成什么样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将在硅谷或中关村那些地方高产爆棚，让人们应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厌？还是文科从业群体在理科霸权下日益溃散，连萌芽级的屈原们也统统夭折，早被机器人逼疯和困死？”

　　这确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严肃的问题。如韩少功所说，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人工智能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文学。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毕竟，技术万能的乌托邦从未实现过。即使是计算机鼻祖高德纳也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的，是哪些方面呢？当然不是人工智能擅长的形式逻辑的方面，而是从平常看貌似人类智能的“弱点”的方面。韩少功举例说，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的工作。如此在韩少功看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但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等看来只能让机器人懵圈，而技术主义者，要把人的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也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韩少功引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对他的说法，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到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如此看来，很有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下棋和揪魔方等一般娱乐，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断言，人工智能即使在文学上可望相对地做大做强，也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也就是说，机器人写作既可能又不可能。说不可能，在韩少功看来，是因为它作为一种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种基于数据库和样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机器人相对于文学的前沿探索而言，总是有慢一步，低一档的性质，总是有只能作为“二梯队”里跟踪者和复制者的性质。说可能，是机器人至少可望胜任大部分“类型化”写作。事实上，韩少功在文章里力图阐明的核心观点，就机器人写作的“既可能又不可能”然而，在这“既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文学该有怎样的可能？

　　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凸现和放大

　　记者：读完你这篇文章，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基于人工智能对当下生活产生的潜在或显在的影响，我们即便不知其所以然，但多少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怎么深入想过它会对人类社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文学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不要说有像你这般系统的分析思考了。我挺好奇你何以对这方面有如此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韩少功：不是说作家应该关注社会和深入生活吗？人工智能这事已沸沸扬扬，老百姓在谈，企业家在谈，政府在谈，作家们充耳不闻倒是不正常吧。在我所居住的那个乡下，一个砖厂老板都买了四个机器人（手）干活，农民都在议论。作家的现实敏感度不应该比农民还低。

　　记者：就我而言，我特别感兴趣人工智能对未来文学的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的多样性会造成怎样的冲击。会不会等到人工智基本覆盖的那一天，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等都得统统消失，而通俗文学则完全被替而代之。未来会不会只剩下两种文学：不可复制的，更为纯粹的纯文学；可以“繁殖”的，普遍意义上的机器人文学？

　　韩少功：重复性/创造性工作的区别，低价值/高价值工作的区别，在人工智能这一个杠杆的撬动之下，突然得到了凸现和放大。这一点各行各业都一样。就像我在文章中说过的，像我们这些“构成文化生态庞大底部的庸常之辈”，今后也许还能活，但生存空间无疑将受到极大的挤压。事实上，眼下有些通俗文学的写手已经半机器化了，比如俗称“抄袭助手”的软件，网购15元一个，可用来抄情节，抄台词，抄景物描写等，只是用人类的署名掩盖了这一切。由此引起的诉讼案例已经不少，可视为机器人的“挤压”事实之一。可以想象，当机器人更加“聪明”以后，大规模走上前台以后，我们这些庸常之辈还怎么写，确实是一个难题，与其他行业的难题差不多。

　　记者：我倒是想文学的范畴、概念，会不会因人工智能的冲击而进一步刷新？因为文学是人学，是为了人的文学，当部分写作的主体变为机器人，由“他们”制造出来的文学，该怎样体现诸如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等价值观？即使有所体现，我们又该怎么去信任这种由机器人预设和制造的价值观？

　　韩少功：机器人写作必须依托数据库和样本量，因此它们因袭旧的价值判断，传达那种众口一词的流行真理，应该毫无问题。但如何面对实际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创造新的价值判断，超越成规俗见，则可能是它们的短板。

　　记者：很赞同您审慎的乐观态度。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对文学艺术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未必是终结，也可能是另一种解放。比如说，摄影兴起的时候，人们都以为艺术要完蛋了，但艺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又比如说，影视来袭，人们以为文学要完蛋了，但文学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此类推，也很难说，人工智能来了，就再也没文学艺术什么事了。尤其是你说到的文学最擅长传达的价值观。我想问的是，不可为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是已有的，或是约定俗成的，可以转换为人工编码输入的价值观，我想人工智能是可以达到的。如果是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且随着个人的变化而时时有变化的价值观，或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韩少功：我从不算命，给价值观开列清单也会没完没了。还是从具体事例来说吧。江苏卫视有一档很火的节目“最强大脑”。主要是人的识别、记忆、推理能力的比拼，而且还有人机比拼的尝试。很明显，很多参赛选手令人惊叹，“强”得不可思议，但在另一方面，那些能力显然并不构成“大脑”的全部。可以肯定，机器人将来在这些方面要超过人类的，百度机器人就已经出手赢过了几回，但价值判断呢？人类选手即便输了，他们曾经的学习、锻炼、实践运用等就一钱不值？如果人类选手赢了，他们的能力是否有普遍意义和普及价值？是否值得人们一窝蜂模仿与跟进？更重要的，不论是机器还是人，这些“最强大脑”能解决自然、社会、文化艺术中所有的难题？……这些都是绕不开的价值判断。显然，仅靠识别、记忆、推理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说过的，人类在很多能力方面不如动物（如听觉和嗅觉），在很多方面将来肯定也不如机器（比如记忆和计算），但这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电视节目上的所谓“最强”，只是涉及人类智能的一部分，工具理性的那部分，我们尖叫之余却不必在理解上越位。

　　记者：我还想追问下，你说到机器人写作终究只能是一个二梯队团体，恐不易出现新一代屈原、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卡夫卡等巨人的身影，我完全赞同。人工智能的倒逼，也会使得我们问问，最高意义上的文学，究竟在哪些核心的方面为一般写作所不及？比如说，文学所必需的故事、情节、语言等等，机器人都能掌握，且未必弱于一般的写作。那不可替代的只是价值观？要这么说，文学之外的哲学、宗教等等，不也同样适合作为传导价值观的载体？

　　韩少功：所谓“高价值”，并不是体现为一些结论，一些标签，而是体现在你说的“故事、情节、语言等”之全过程，形成一种总体的美学创造效应。哲学、宗教如果要有创造性，也必须回应和处理各种新问题，形成一场又一场生动活泼的思辨接力赛，不是简单地复制前人。否则，和尚念经，牧师告解，哲学家演讲，各种“心灵鸡汤”，只是陈词滥调人云亦云，我们以前称之为“留声机”的那种，当然是可以用机器人来代劳的。事实上它们已经部分地被代劳了。从“留声机”升级为机器人，恐怕是很容易的。

资料图

　　当机器人作为一种“亚主体”或“二级主体”到场以后，有关秩序和规则都需要调整

　　记者：你说到“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还有“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很感欣慰。因为我联想到，相比更为偏重逻辑的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似乎最擅长表现这些“其复杂性非任何一套代码和逻辑可以穷尽”的事物，而你举到的那些言论，也都出自中国古代文人之语，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测，在人工智能全覆盖的将来，如果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中国文学会有更好的前景，且有望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韩少功：西方文化也是蛮丰富的，比如他们确有很强的逻各斯主义传统，与中国有异，但他们也有过强烈和深入的反思。最早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是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那些人，对于中国学者很有启发，丰富了我们对“术”和“道”的理解。在坚守人文理想方面，可以说东、西方知识界各有贡献吧。

　　记者：说得也是。不过有一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赞同。如果说人机关系仍是主从关系，那人工智能还是有赖于人的指令。既然是人在操控，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确是不会要吃要喝，不会江郎才尽，不会抑郁自杀。但人工智能背后的利益归属还在于人，所以是不是因此就少了送礼跑奖、门户之争，就不好说了。

　　韩少功：对我那些调侃性的修辞，你不必太过认真。如果人机关系处于主从状态， 机器人当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人类的影子和指纹，不过是一种配比不同的人机组合关系。但机器人介入进来以后，情况毕竟会不一样，比如一个像“偶得”那样的写作软件，写出来的诗有无版权问题？这个版权是属于制造商，还是属于购买者，还是属于使用者（如果不是购买者）？抑或有关“版权”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这些新问题都会冒出来。维基百科就与所有传统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不同，是无数匿名者的作品，公共化产品，几乎没有作者和版权可言。在“云”时代，各个终端的“个体”意义越来越弱，而前面说到的公共化、半公共化产品会越来越多。

　　记者：的确如此。文章主要分析了人工智能会对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同时也好奇，在不久的将来，文学对其力图表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呈现？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嘉兴某个地方的织袜厂面临倒闭，用机器人代替人工降低劳动成本后，又重新发展了起来。就这个报道来说，我更关心的是，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工人，离开那个地方后会怎么样。由此联想到，将来要如你所说，至少45%以上的智力劳动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那有闲的人倒是多了，按常理说，搞文学艺术的人也该多起来了。但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包括矛盾冲突等，都可能淡化的社会里，文学能表现什么呢？

　　韩少功：说以后社会冲突会随之“淡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纳米材料……这些东西将缓解哪些矛盾，又将造成哪些危机，眼下乐观派和悲观派都不少。作家们也许不必急于选边站队，但关心和了解这些新事物至少是必要的第一步。而且中国人常说“有其利必有其弊”，这话反过来说也行。各种新技术的关联影响可能是十分复杂的。比如基因技术似乎也是吉凶并存。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类战胜很多疾病，是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就像以色列学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的那样，在市场化条件下，它也可能催生“生物等级制”，让有钱人的基因优秀，没钱人的基因低劣，社会的不平等从基因开始，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看法也并不像是危言耸听。

　　记者：我还想问问，人工智能对读者阅读会产生何种影响。就像你在文章里提到的，很多年前，“深蓝”干掉国际象棋霸主卡斯帕罗夫，去年“阿尔法狗”的升级版Master砍瓜切菜般地“血洗”围棋界。也许将来象棋、围棋界，上演的主要是人机对战的现象。不知道到那时，读者是不是还能体会到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川端康成《名人》、阿城《棋王》等作品中描述的人人对弈的景象的绝妙之处。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表现的领域，还将进一步遭到挤压？

　　韩少功：长袍马褂、大刀长矛早就过时了，但古典文学名著仍然可以让我们兴趣盎然，作家们也仍有写不完的新题材，包括历史题材，《甄嬛传》《芈月传》什么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即使是写原始部落的生活，写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前的生活，只要写好了，同样可能成为经典之作。说实话，由于有了大数据，作家们利用历史档案的能力大大增强，写历史题材倒可能更有方便之处了。

　　记者：我有时不免想，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是不是过于悲观了？比如，你担心就业危机要是覆盖到适龄人口的99%，哪怕只覆盖其中一半，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都会分崩离析？这样的忧虑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自我更新和调控的能力。打个比方吧，前些年我们都担心克隆人会带来伦理危机。但克隆人被有意识地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制止了。当然，这倒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千万别丢下我》，探讨的就是克隆人与正常的人之间的关系。

　　韩少功：我没看过这个作品，没什么看法。但我相信对生命的理解将要遇到重大挑战，那是肯定的。设想将来一部分人类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享不享有同等的“人权”？毁坏这样的产品与毁坏一台电脑有什么区别？……人道主义的根基，真、善、美的根基，会不会从这一点开始出现动摇？当然，我从不对人类的未来悲观，始终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我只是觉得眼下很多文科生太不关心和了解科技，很多理科生则太迷信科技，在价值观问题上脑补不足，严重缺弦，几乎是一头扎进数理逻辑的一神教。这样的两头夹击之下，各种盲区叠加，知识界的状况倒是让人担心。

　　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事实上，读完这篇文章后，我的另一个感慨是，中国作家普遍缺少像你这样的前瞻性思考，我们更多关注历史和现实，至于未来会怎样，那是科学家该干的事，跟作家写作没什么关系。当然近年来，随着科幻文学崛起，似乎有一些科技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写作中融入“未来”。但我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文学创作里，还是相对缺乏未来这样一个维度。在你看来，前瞻性思考对于作家写作来说有何重要性？

　　韩少功：我没有具体的科学专业背景，也从未打算写科幻作品，只是把科技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有点瞎琢磨而已。这种瞎琢磨也说不上“前瞻”，其实大多是针对现实当下的。比如微信等通讯工具改变了人际的空间关系，让远友变得很“近”，却让近邻变得很“远”，以至“相思”“怀远”等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已大大减少了。这就是现实。又比如电子虚拟世界使人们见识很广，信息量超大，但大多数“知道分子”的知识来自屏幕而不是亲历性实践，因此知识的质量和深度大打折扣，以至知识界主流前不久被全球金融危机、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一再打脸，暴露出知识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这也是现实。光是看清眼下的这些事，也许就够我们忙活的了。

　　记者：如果联想到早年你提出了“文化寻根”，很多年后，你倒是对文化、文学的未来孜孜以求，这样大的一个跨度，会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穿越。我想问的是，这两者间是否有什么关系？你的这些思考有何一以贯之的地方？

　　韩少功：“寻根”不是当年问题的全部，只是媒体把那一部分声音放大了，就变得拉风抢眼了，造成了某种错觉。如果你看过我当年几乎同时写过的另一些文章，如《信息时代与文学》，就知道我的关注范围并无太多变化。

　　记者：这对我倒是一个提醒，你的思考即使在同时段里也是多方面的，读者可能关注被媒体放大的某一方面，却对其他方面造成了遮蔽。比如，你十年前就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深入探讨了文学与生态的关系问题，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你的这些前瞻性思考，也让我想到你的不少创作多少有乌托邦的色彩。但你也知道，中国文学，尤其是大陆文学比较少乌托邦色彩，即使有，也更多只是革命乌托邦、政治乌托邦的折射。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乌托邦文学，也没什么反乌托邦文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比较缺少对于未来的想象所致？如果可能，不妨结合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试着给读者描绘一个中国文学的乌托邦。

　　韩少功：你这个想法不错，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力不从心。我倒是希望打破专业界限，有更多有科学专业背景的人来参与文学，改变一下文科从业群体的成分结构。我只是希望那些理科生多一些文、史、哲的素养，不要以为背得下几首唐诗宋词，看过了一堆美剧韩剧，就可以人文一把了。我说过，我不满意的，是眼下很多科幻片都不过是“《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不管这些作品出自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们的知识体系看来都有缺陷，各有各的毛病。他们不应该把高科技单纯看成一种工具，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对人和人性的改变。

　　记者：回到文章开头，你谈及文学翻译。想到你早年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为何就不再翻译了？是不是你早就意识到翻译的局限，意识到翻译终会被替代，兴趣就随之转移了？有意思的是，文章有很多前沿思考，参照引用的却基本上是已译成中文的外文著作及资料。是不是说，现在很多资料都已经同步，不必像以前那样费心去外文里找寻、翻译了？

　　韩少功：人工智能肯定能大大提升翻译的效率和产能，但这是指一般的翻译，而文学翻译则是另一回事。正因为文学翻译是翻译中最接近价值观的一部分，是面对事物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因此很可能是机器翻译最大的难点，甚至是一大克星。优秀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reproduction，一种高价值和创造性的工作，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没法被机器人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家们拒绝机器的帮助，就像我们眼下阅读和写作，其实早已受益于百度、维基百科、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智能化工具。人机之间的互渗、互动、互补已经是一种常态。

　　记者：文章最后谈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因为涉及一些过于玄奥的理论，虽然经过了你的演绎和转述，于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理解。但你写到在捷裔美籍数学家和哲学家哥德尔的故乡，亦即捷克的布尔诺一条空阔无人的小街的街头，有人随意喷涂了一句“上帝就在这里，魔鬼就在这里”，倒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这么说吧，尼采预言，上帝已经死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像有人预言的那样人也“死”了。要真是这样，人怎么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

　　韩少功：兹事体大，只能以后再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上帝死了”是现代科学的第一个社会后果；至于“人”死不死，人文价值体系还要不要，真、善、美这一类东西还要不要，是科学接下来逼出来的另一个大悬问。如果信仰不是一个神学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知识的有效支撑，那么关心和了解新科技，就是应对新一轮挑战时必不可少的功课。换句话说，如果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所谓信仰就会重新落入神学之手——事实上，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迷信、邪教力量的大举回潮，居然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大举回潮，正好证明了知识界的某种危机和无能。文科和理科双方恐怕都得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