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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远比具体知识重要

2017-04-02 10:02:49 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华杰 编辑:王嫣

  如何看待以前学者的科学错误?

  现在看老普林尼、布丰、格斯纳的作品,会遇到一个大麻烦。那些伟大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包括基本事实错误,也包括一些荒唐的观念。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事情。过去远不如现在,一些人以为科学作品会好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科学作品对事实、真相更在乎,我们现在读先贤们的作品反而更不容易忍受他们的糊涂、愚蠢。

  现在重新出版历史上的科学名著或博物学名著,就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对于无准备的读者甚至编辑、主编,大家都希望读到一部符合或趋于现代科学结果的作品。给青少年阅读的科学史名著,更希望传达符合现代标准的理性、客观形象。而在我看来,此任务很难完成。特别是许多人同时还强调原汁原味、符合历史面貌地传达科学家、博物学家的形象,这任务就变得愈加没法完成。

  在过去,不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成功地传播了诸多科学家的形象和成果吗?没错,是很“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巨大的代价!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以今人的认识来切分历史人物之工作的危害性。我们习惯于将他们的工作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与我们今日的理解有通约之处,一部分是坏的或不合格的,是我们今日不赞成的。那样做的确收获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也破坏了历史人物的完整性、统一性。知识和科技在任何一个时代也都是当时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老普林尼、布丰等人的博物类作品自然而然比数理类作品更多地反映当时的世俗文化和本地信仰。作为尊重历史的现代人,我们需要理解并容忍古代普通人的荒唐,也要有雅量容许古代伟人(包括科学家)的荒唐。实际上荒唐不荒唐、正确不正确,并不是唯一需要看重的方面。以教科书编撰者的眼光看,古人的很多认识都是错的,但那又怎么样呢?牛顿力学被相对论超越后它就不是科学了?如果那样,两百年后的后代瞧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在此可以学福柯大师笑一笑。不是嘲笑古代,而是通过笑来提醒自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

资料图

  17世纪的德国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又译“阿塔纳斯·珂雪”,1602—1680)提出的地球模型。基歇尔认为地球的中心是一团炽热的火焰,地球表面和中心之间存在着充满水的“地下海洋”;“地下海洋”与地球表面的海洋相通,海水在“地心火焰”的加热作用下进出“地下海洋”便会引发潮汐。到了布丰的时代,人们已经知道潮汐是由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引起的,但是“地下海洋”假说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

  具体到布丰的作品,应当怎样来阅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先搞清楚布丰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在想象中把他的作品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来阅读,不要处处跟今日的教科书比。布丰说地球年龄为75 000年,读者不能只盯着这个数字参照今日的数十亿年来辨别布丰是否靠谱,而要看他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要将布丰的想法与他同时代人的想法对比。要根据他的时代特点、他采用的证据和论证方式来综合判断他得出此数字表现了什么水准。某人从小的时候到博士毕业时,背诵的太阳系行星数都是九个,各级考试和公众科学素养测试时如果填八个,都会得零分。到了2006年8月24日,太阳系行星变成了八个,之后的考试中如果继续填九个也会得零分。但是坦率点讲,数字填对了能说明什么?能说明填对的科学素养就高吗?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共同体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认定行星的,他们根据什么标准判断谁是行星进而太阳系总共有几颗行星。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了解相应的科学文化(包括程序、方法和标准),而不是科学的结果——科学家认定的所谓“事实”和“真理”。因此,我的建议是要重视当时的科学文化以至于一般的社会文化,不要在一些知识点上过分计较作者对了还是错了、与今日的标准差距有多大。当然,专业研究者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些、分得更细致些。

  关注作品所展示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有什么好处?读者可以在更大的基础、场域上欣赏、评析古人;了解他们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是历史上的伟人。否则,我们非历史地看待伟人,他们就显得非常异类,他们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巫师或者大神。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博物学作品提出的要求,对于数理作品也一样,古人讲的原子、力、能、碱,与我们今日理工科教科书中的概念可能相差甚远,他们的许多观念、命题如果不参照当时的科学文化,也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

  但是,据我了解,的确许多人,特别是有一定知识的人,无法容忍古代伟人犯低级错误。他们认为,出版古代作品,一定要纠正他们所犯下的科学错误。提醒这些人可以先把前人的作品当武侠小说、游记之类文学作品来读,接着再思索一下,自己的智商是否真的高过相关的古人。第三步,设想把自己放回古代,如果自己是那位作者,能否写出更高明的作品?

布丰是最早提出可以利用地层特点和地层中的化石划分地质年代的学者之一。这是印刷于1880年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挂图。

  在现实中,经常有出版社邀我主持改编一套古代博物学家的作品集出版,读者对象甚至为中小学学生,我都回绝了。我认为短期内没人能做到,长远看意义也不大。强行做了,没准负作用大于正作用,让一些初学者有理由嘲笑古代了,反而助长了其可怜的朴素实在论科学观。非要做的话,也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古代作品的原貌,别做自以为聪明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当然,我并非反对注释和解释,译者、改编者多加些注释是有好处的。比如张卜天重译哥白尼的作品《天球运行论》(注意,不是《天体运行论》)所做的那样。不过,即使加了许多注释,古代的科学作品也非常难懂,这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牛顿的书、拉瓦锡的书,今日读起来非常费劲。“人人应读”之类宣传是可疑的。相对而言,达尔文的书以通俗的英文写作,也没有数学公式,还算好读的,但是,他的思想在19世纪几乎没几个人能够准确理解,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较多的人理解他的演化论。历史上被误解最深、影响最坏的恰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有什么办法呢?想不出有更好的速成办法,作为读者只能一再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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