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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为社会带来巨大思考量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任姗姗 程 龙 编辑:李子璇 2017-04-04 1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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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姗姗 程 龙

  3月28日,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开播。原著作者也是该剧艺术总监、编剧周梅森长舒一口气:“接力棒终于交到观众手中。”

  “潜心八年,六易其稿”。“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这些印在小说《人民的名义》腰封上的推荐语,让人难以忽略它的分量。

  生活远远走在创作前面

  某部委项目处的处长,在机关房改房的家中被反贪总局问询。他吃着炸酱面,口口声声“人民”“党和政府”。他每个月只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块的生活费,家具装修土得掉渣。而最终,在他的另一处隐蔽豪宅里,办案人员找到了现金两亿三千九百五十五万四千六百块!

  《人民的名义》开篇的第一个案子,我们大都不陌生。

  “这个原型就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小官巨腐,能贪这么多,你能想象到吗?”周梅森一边说一边比划,有些激动。

  “我写过不少反腐题材的小说,跟这些比都是小儿科了。腐败分子比我有‘想象力’、‘创造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腐败事件,远远超出一个作家的想象。”

  周梅森以《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政治小说为人熟知。他有过挂职一年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人民的名义》里很多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也源自他的生活。过去几年,身为作家的敏感性让他嗅到了波涛汹涌下隐隐生长的气息。他按捺不住,写写停停,写好了就收到抽屉里,也做好了许久不被读者看到的心理准备。

  直到2014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去南京找到周梅森。用这位老搭档、老朋友的话说,是“三顾茅庐”才有了这部小说。

  为了搜集素材,周梅森曾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有两件事让他至今难忘。一是这些从高处跌落的职务犯罪分子的痛悔,“他们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却因为一个贪字,最后落得家破人亡。”另一个就是检察院先进的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让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这是我之前不了解的”。

  这些年,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反腐深度报道。前不久,中纪委出品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这让周梅森感到了文艺创作的窘迫。

  “生活已经远远走在了创作的前面。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达到《永远在路上》的反映深度了吗?我们现在的文艺要紧追慢赶,才可能追上火热的时代。”

  “我不认为《人民的名义》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为啥人们关注?这是一种社会期待,人民对文艺的期待。因为我们离人民太远了!”

  警惕时代的利己主义者

  《人民的名义》虚构了某省一场上上下下的反腐斗争,处处折射了现实的身影。

  这影子,不仅是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更深层的,是对人性、对世道人心的透视。小说里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多个,官场是他们人生的舞台,是社会的放大镜,极致地袒露了人性的种种。

  这里的人生,现实,真实,却也极其残酷。这里不仅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还有许多的扑朔迷离,难以分辨的灰色地带。

  “作家要有面对生活、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周梅森一次次强调。

  “有一种风气特别可怕,就是躲避文学的思想性,不再谈论文学为社会带来的巨大思考量。只关心如何把文章往精巧玲珑细腻里写,认为这是艺术,我不能认同。张爱玲、周作人都是有才情的作家,但称不上伟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肩负起时代的责任,支撑起一个大国的文化,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责任。像鲁迅,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伟大的作家。”

  “最可怕的是,作家自己把心封闭起来了。”周梅森亢奋的声线滑了下来,一字一顿。

  “我们时代有太多的利己主义者了,或精致或粗糙。”

  所以,在《人民的名义》里,周梅森设置了正面人物检察官侯亮平。

  “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锁。我没有给他太多政治资源、家庭背景的交代,赋予他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太需要英雄了,呼唤像侯亮平一样的秉公执法、执法如山的英雄。”

  讲述大中国的故事

  母亲 您躺在车肚子里

  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背着岁月挪动的母亲

  第一次乘车旅行

  第一次享受软卧

  平静地躺着 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火柴头黑

  你的头白

  ……

  周梅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背诵。微微颤抖的声音里,仿佛缀满了泪水。

  这首诗的名字是《母亲的专列》,诗的大意是苦难一生的母亲第一次去县城,车终于抵达,终点却是县城的火葬场。作者是周梅森的朋友。还有一首《流动的国土》,作者是周梅森老家的一个农民。两首诗都被写进了《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是从一名煤矿工人成长为作家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人生相契合,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

  他不满足于写反腐小说,他希望文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认为文学应该讲述“大中国的故事”。

  他最想讨论的是土壤问题。

  “《人民的名义》里的贪官各式各样。有的是知识分子,嘴上讲人民讲得最多,什么都懂,会人格美容,贪念也最大。有的是政治暴发户,从饥饿的年代走进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清楚看到了时代的机会,把贪腐视为改换门庭的方式。有经济暴发户,革命家庭出身,《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还有一种,二三十年就在处级岗位上打转,反正也升不上去了,就把手中的权力拿来变现”。

  “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人的堕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关键要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但反对腐败和展示腐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如何把握这个尺度?

  “一是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时代,二是作品是否包含健康向上的力量。就像眼前的这半瓶矿泉水,有信心的人会认为还有半瓶水,没有信心的人会说只剩下半瓶水了。”

  “我只是作家,并不能给出药方。”周梅森坦率地说,话锋一转。“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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