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弘

　　从秦代到清末，中国的官家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自明末以降，以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古代士人，均对专制流毒做出了分析。清末民初，受到现代化冲击的中华帝国终于开始了变革，一代又一代知识人开始追求民主，并反思儒法两家在官家专制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庶几提供了答案。

　　秦代采法家学说，富国强兵，卑臣弱民，废封建，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先秦儒家讲究君主与大臣权责对应，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法家则强调君权独大，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然而，纯用霸道治国的秦代二世而亡，刘邦最终依靠暴力，短短五年，即在马上打下江山，建立汉朝。鉴于秦代其亡也速的教训，如何延续后代的统治，就成了摆在刘邦及其子孙面前的难题。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共分八章，分别处理汉代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几个重要阶段的问题，全书在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分别写成，算是留下作者在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学研究的脚印。作者还希望，它能成为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垫脚石。本书环绕着儒者为汉帝国建立“帝国意识形态”的问题，特别是儒者如何帮助帝国建立统治思想，建立深层的稳定机制，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中面对自己的处境，做了一系列的探讨。这些探讨呈现出汉代儒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有关儒家理念、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透过本书各章的论述，可以清楚看到，儒学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需要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且需要呼应帝国各种重要的问题提出主张与论述，才能符合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不断自我转化、重新论述，也是后来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能长期扮演统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显示，在汉代儒学的转化过程中，儒家的经典都被重新解释，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和也被吸收。《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所谓汉承秦制，在此得到了明显体现。

　　《汉代易学与政治》（白效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证了林聪舜的研究。《周易》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之一，在重儒尊经的汉代，《周易》与《诗经》、《尚书》、《礼》、《春秋》并称“五经”，被立为官学，构成了汉代文化的主体。易学在汉代表现为两种形态：义理之学和象数之学。这两种易学对汉代的政治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义理之学经过改造，成为官家专制的汉帝国意识形态；象数之学与阴阳灾异说结合，构成复杂而完备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士大夫以易学与天象、人事结合，推断政治得失，将其作为支持或反对潺亭决策的依据，成为政治参与的重途径。

　　与以上两书相关的著作关注的问题类似，韩星的专著《儒法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早关注了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本书基于政治思想、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分化以及整合的史实，主要抓住儒法两家思想体系构成的若干重要概念、范畴，采取宏观、纲目式研究先秦儒法在秦汉之际参与政治文化整合，初步为其后二千年中国社会确立基本政治文化模式的情况。本书认为，在秦代至汉武帝百余年里，统治者为了江山永固，主动对先秦文化资源通过选择、取舍、加工和改造，加上儒家学者的积极配合，形成了王霸道结合的政治文化主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