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月二十日下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之日，正是左宗棠辞离曾国藩大营由宿松买舟返湘之时。五月初五日（6月23日），左宗棠抵达长沙。三天后，收到了谕旨，可谓喜出望外，连称“实非梦想所期”。

　　接到朝廷谕旨时，左宗棠原本想募选二千五六百人，训练成军，聊助曾国藩一臂之力。正在物色营官、总哨之时，接到曾国藩公函，令他募勇五千，成军后赴安徽剿贼。而此时的曾国藩，仅有一万一千人。

　　六月初二日（7月19日），左宗棠带领所募楚勇出城，住校场，请王錱的堂弟王开化总领营务，刘典和杨昌辅助。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起，左宗棠将募勇由校场转至长沙城南金盆岭开始练兵，合计约五千七八百人。左宗棠在信中告诉曾国藩，大约三个月以后可以启程。

　　也就在此期间，太平军石达开部余明富、余诚义、曾广依等数万人由广西北上贵州，咸丰十年五月上中旬先后攻克永宁、广顺、归化等地。清廷揣测石达开将亲率大军由贵州进入四川，于是筹议川防。五月十一日（6月29日）清廷发布谕旨，拟派左宗棠入川督办四川军务，就此征询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的意见。

　　虽然入川为督办，比在曾国藩处的襄办权更重，但考虑招募士兵时说的是去江西，加上觉得自己资历浅、孤身入蜀可能又会遭小人构陷，左宗棠并不愿前往。而且，曾国藩、胡林翼也不愿左宗棠入蜀，咸丰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于六月二十七日（8月18日）下旨，改派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仍留下襄助曾国藩。

　　1 左宗棠所练之勇为何叫楚军？

　　这年闰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起，曾国藩下令弟弟曾国荃督勇攻安庆，并逐步形成对安庆的包围。八月初，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大举进行第二次西征。大军分南北两路：北路由陈玉成统率，自天京（即南京）渡江北上，西趋武汉；南路军由两部分组成，李秀成率主力沿长江南岸向西挺进，计划与陈玉成部会师武汉，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向皖南、赣东北推移，牵制曾国藩军。立足安庆、皖南，之后再进兵苏州、常州是曾国藩的战略方针，但湘军云集安庆，皖南后路一带立即显得兵力空虚，急需左宗棠的生力军前来。

　　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在曾国藩的一再催促下，左宗棠定军号为“楚军”，率兵从长沙出发，经醴陵入江西，取道袁州、临江一带，开赴皖南，目的地是曾国藩大营祁门，增援曾国藩。不过，最后成军带往江西的官兵总共五千八百零四人，比原计划略有增加。至于每月所需军饷银六万两，练兵之初，由湖南方面供应，之后准备到江西劝捐。也可以说，左宗棠是在兵饷尚未有着落的情况下就开往前线的，这也埋下了此后曾左矛盾的伏笔。

　　楚军吸收了原来王錱（咸丰七年去世）的老湘营，再增募新勇。左宗棠为何将自己的部队定名为楚军？主要是和湘军区别——以前湘军主要是一个县的人组成一军；由于连年征募，现在一个县已经难以招募一军，需要在湖南全省内招募兵勇才能组成一军，而不再局限于一郡一县。

　　那楚军和湘军营制有何异同呢？首先在选兵上，他们都遵循由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兵的思路，以保证兵为将所私有，同时兵勇都强调选募朴实之人；其次，他们都设立了营务处，负责全军的指挥、管理；再者，兵勇每月的薪水银都是4.2两（当时清廷的绿营部队，每月薪水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为1.5两）。至于区别，除了兵源来源不同之外，首先湘军多是文士出任营官，楚军的营官多为“武人”，营官的秉性也不再一味强调为人朴实，而是更注重能拼命、敢打硬仗；其次，在兵力配置方面，楚军每营共五百人，比湘军每营五百零五人略少；第三，左宗棠设立了湘军没有的总哨，并且专为王錱旧部设立了四旗（按照王錱的营制，每旗为三百六十人）；第四，在薪水方面也略有不同，比如长夫、火夫的薪水都是每月3两，而湘军则稍多——火勇3.3两，长夫3两。

　　和湘军相比，楚军还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统领多兼任营官。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曾对部下说，这样做，不但可以节省经费，而且统领能够直接和士兵接触，促进了解、增进感情，这样打仗时指挥起来更为便利。二是注重营务处，并且严格挑选有经验、有威望的人进入营务处，以确保营务处的军令畅通。由此也可知，左宗棠“楚军”的营制十分注重将兵之间的便捷沟通和将领的指挥如意。

　　2 曾左最后一次相见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左宗棠率军到达南昌。然后经安仁（今余江）北上。九月十六日至乐平，九月二十日进抵赣东北重镇景德镇。

　　在景德镇，楚军迎来建军以来的第一场战仗，但对手并非太平军而是广东的起义军。十月十七日（11月29日），广东会党军进攻贵溪、安仁，左宗棠派王开琳率老湘营四旗迎击。会党军败走。左宗棠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德兴、婺源两城。

　　这是楚军出师以来的初次战斗，旗开得胜——毙贼五六千，解散数千，救出妇女数百，而楚军仅付出一名军官受伤、两名士兵阵亡的微小代价。十天之内，接连三次获胜，克复两城，毙贼数千人，而己方仅伤亡三人，可谓战果辉煌，也显示出楚军较强的战斗力。

　　十月二十七日（12月9日），左宗棠到达祁门，在祁门住了七天，与曾国藩共商军事。此期间，曾国藩给胡林翼的信中，如此评价左宗棠：“左帅来祁已两日，精悍之色更露，议论更平实，脑皮亦更黑。”而同期的《曾国藩日记》所载，两人仍是“久谈、畅谈”。脑皮黑，看来是练兵两个月晒的。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左宗棠，此时自然不会想到，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四年之后，二人已是割袍断义、不通音问！

　　咸丰十年十二月，曾国藩得知左宗棠军中所用帐篷太小，就仿照自己帐篷的样式，为左宗棠制两架送去。担心弄脏了没有换的，曾国藩特意做了两架；担心左宗棠不肯接受，曾国藩特意说帐篷只是稍大一点，其他并无特别。这样的细心关爱，足以令人感动。

　　赠送战马或其他战备，是好友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此前，李续宜和胡林翼曾送战马给曾国藩，胡林翼甚至将自己所骑的战马送给曾国藩。曾国藩送帐篷之举，无疑也是在传递友情。

　　除了生活小节的关心，公事上曾国藩还在奏折中大力称颂左宗棠的战绩。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月8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汇报左宗棠一军四个多月以来的战绩：楚军作为新军，十天之内，转战三百多里，收复德兴、婺源两城，可谓难得，称赞左宗棠军“调度神速，将士用命”。同时，曾国藩还告诉咸丰，左宗棠不仅亲临指挥，还亲自入阵作战，“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白天入阵作战，晚上批答军务通宵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曾国藩对左宗棠治军的描绘，颇为形象生动，可见其用心。

　　很快，咸丰下旨，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左宗棠官升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