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江，对袁隆平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一条江，沅江。此前，一条嘉陵江在他的生命中流淌了十二年，而这条沅江将流过他更漫长的人生。后来，当他回首第一次走进安江的情景，说到这条江，那深沉而凝重的神情一下就变得活泛了，他笑了，“因为这条江，我一下子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学校。刚到校，我把行李一放，就跑到江中游泳去了……”。

　　一条河流让时间变得不那么坚硬了，一个青年教师的心情也变得像流水一样畅快了。初为人师的袁隆平，至少为他的教书生涯总结出了三条挺朴实的好处：“当时我觉得当老师还是好，一个是有寒暑假；二是比较稳定，不会经常出差，跑东跑西；再一个就是与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挺有意思的。”

　　那是一个人才和物质都极度缺乏的年代，尤其紧缺的是俄文老师。当时中国正处于被西方国家孤立的状态，英语已派不上什么用场，全国大中专院校的外语课都改为了俄语课。袁隆平在大学期间也曾突击学过一段俄语，初来乍到，便被安排到基础课程教研室（文史教研组），在安江农校做了一学期的俄语代课老师。若是教英文，他足以胜任，但对俄语他只是速成班的水平，他后来笑称自己是“滥竽充数”，其实他教得非常用心，凭他的水平，教教初级俄语是应付得了的。

　　在第一次走上讲台之前，他就开始精心备课，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堂课，也给他的学生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同学们给了他这样的评价：“板书清晰，发音准确，口齿清楚，重点突出，形象生动。”这又得感谢他在中央大学附中时的恩师黄泰先生了，黄先生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和那图文并茂的板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也特别注意如何把课讲得生动活泼，在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上也下足了功夫。

　　对于袁隆平初为人师时那段日子，除了他本人的回忆与讲述，我还特意采访了他当年的学生谢长江。他1938年生于湘中的新邵县，与我父亲同岁，如今也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他于1951年8月考入安江农校，才十三岁。那时安江农校是初农与高农连读，相当于初高中，学制六年，以培养中级农艺师为目标。袁隆平分配到安江农校后，就担任了他们的俄语老师，他对袁老师的评价是发音特别准，跟收音机里听到的俄语一样，也特别会教。俄语原本是让同学们最伤脑筋的一门课，袁老师一来，就变成了大家最喜欢的一门课。

　　凡是学过俄语的都知道，俄语最难发的是卷舌音“P——”，尤其是那些满口浓重湘西方言的学生，要准确地发出这个卷舌音更是难上加难。这让许多学生对俄语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打消畏难情绪，袁隆平便教他们唱俄语歌。那时的流行歌曲很多都是苏联歌曲，但大多翻译成了中文，袁隆平则直接教他们唱俄文的《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这些歌曲学生都会用中文唱，换了俄文唱，更是原汁原味，更富有感染力。这还真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首首俄文歌变成了中俄对照、生动活泼的教材，那枯燥难学的俄语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享受。只要学会了唱《喀秋莎》，发卷舌音就没有太大的困难了。但光唱不行，还得会说。袁隆平又编了一些简单的相声段子，他和学生们一起登台表演，这对练习俄文口语还真是一个好办法，说说笑笑的就学会了讲俄语，而那些相声里的俄语又让学生兴趣盎然，很容易记住，不知不觉就脱口而出了。为了提高学生的俄语写作水平和交流能力，他还组织学生与苏联对口友好学校的学生通信，一来二去的，想说的话越来越多，对双方的国情也越来越了解，这又是一举两得，既提高了俄语水平，又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袁隆平只当了半年俄语老师，却是那一茬学生一生难忘的一位俄语老师。无论是他站在俄语课的讲台上，还是他离开这个讲台后，很多学生一见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用俄语高喊：“袁老师好！袁老师很好！”可惜，在中苏关系变得紧张后，俄语又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大中专院校又全面恢复了英语课，很多学生又把当年学的那点儿初级俄语还给老师了。对于袁隆平，那半年俄语教学没有白教，那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他也想借此机会把俄语进一步学好，这样就可直接去读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学说，更深入地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全校第一个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文和俄文的专业书刊。他也时常现身说法勉励自己的学生：“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了一扇窗户。”

　　到了第二学期，袁隆平就归队了，他是被学校遗传教研室要回来的。一个主修遗传育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是更紧缺的人才，也确实应该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他一归队，就担任了植物学、作物栽培和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还担任了农学班的班主任。对于专业课，再繁重他也能够胜任，但当班主任，还真是有些为难他了。说起那一段担任班主任的经历，袁隆平在多年之后又露出了那带着自嘲的微笑：“我有个弱点，就是思想水平低，不会做思想工作。”不过，他不会做思想工作，却特别善于做管理工作，那就是充分发挥“班三角”（团支部书记、班长和学习委员）的作用，思想工作就让团支部书记去做，班长则是全班同学的领头羊，带领学生严格遵守教学秩序，维护学习纪律，而学习委员则起到了学习标兵的作用，组织开展有利于提高同学学习能力、专业能力的各项活动。他这个班主任倒也不是甩手掌柜，他带着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拉小提琴，唱歌，还时常带着一帮“旱鸭子”学游泳，他虽说是班主任老师，但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论年岁，他比这些中专生大不了几岁，当他跟学生们打得一片火热时，你甚至分不清哪是老师哪是学生。

　　袁隆平是带着一把小提琴走进雪峰山的，每天黄昏，从他住的那间木板楼里就会飘出悠扬的琴声，穿过窗外被晚霞照亮的一片香樟树，飘出很远。这是一个从大城市里来的年轻老师，给这大山沟里带来的一种新鲜而奇妙的声音。而黄昏，总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勾起了他对遥远亲人的思念，还有他对一去不返的大学生活的回忆。如今，和他一起弹琴唱歌的大学同学已天各一方，渐渐围绕在他身边的则是他的学生们。此前，这些在湘西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们，有的还不知小提琴长成什么模样。在这些农校生中，也有不少挺有艺术细胞的，如袁隆平所带班级的文体委员李俊杰，就很有灵气，在袁隆平手把手的指点下，他很快就学会了拉小提琴。李俊杰还会作曲，每次作好曲后，他就拿来给袁老师修改，两人在一起又拉又唱，那歌声从他们年轻的胸腔和喉咙里奔涌而出，那是一种生命的活力和青春勃发的热血在涌动。对于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那也是一个朝气蓬勃、高歌猛进的时代。——袁隆平先生后来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心潮澎湃。他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充满了灵气和朝气的李俊杰，后来还把自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

　　谢长江也是袁隆平所带班级的学生，且是年岁最小的一个。师恩难忘，说起那段往事，他最难忘的是吃了一顿饱饭。一天早上，起床的钟声响过了，班主任老师照例要来寝室里巡查一遍。袁老师走进寝室，发现谢长江还蜷缩着瘦小的身子赖在被窝里，但袁老师没有批评他，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又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谢长江小声说，他没病，就是饿，吃不饱肚子。——那时候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一场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降临，但粮食一直很吃紧，当时给学生的粮食供应是按年龄定量，年龄越小，定量越低。那时谢长江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吃长饭的年岁。他也巴不得自己赶快长大，长一岁就能提高点儿定量，多吃点饭了。这是一个少年天真的想法，袁老师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他没说什么，但那天中午，他特意把谢长江叫到教工食堂，用自己的饭票给谢长江打了满满的一碗大米饭，让他吃了个饱。谢长江知道，袁老师吃饭也是按定量供应的，自己吃了这一顿饱饭，袁老师就要饿肚子了。这一饭之恩，让谢长江咀嚼了一辈子。1957年，十九岁的谢长江从安江农校毕业，分配到邵阳绥宁县，从基层农技推广员一步一步地干到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他心里都装着袁老师给他吃的那一碗饱饭，也一心想着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吃上一碗饱饭。二十年后，当袁隆平培育出一粒神奇的种子，他的学生谢长江便开始在绥宁县大力推广播种，县委、县政府还聘请袁隆平为杂交水稻生产及制种技术顾问，而今，绥宁县已被农业部批准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说来这又是一段后话了，却是为了提前交待一个事实，无论是一个农校教师，还是一个学农的学生，他们一辈子要干的一件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人人都能吃上一碗饱饭，用袁隆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很多事在当时难以理喻，还真要跨越时空才能看清其间的本质。回首当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执教之初的那几年经历，谢长江就是一个直接见证人。从1953年到1957年，这四年，袁隆平一直担任他们那个班级的班主任和专业课老师，直到毕业。但那时谢长江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他们年轻的袁老师对未来的一切也是一片茫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袁隆平天生就不是那种抱着书本死啃的角色。他一直都在强调，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要想学好这门科学，离开了田间地头不行，没有实践操作更不行。而在当时，有些专业课，如遗传育种学，还没有一本正式由教育部颁发的教科书，他就把课堂搬进安江盆地的农田，搬上雪峰山。雪峰山属原始江南古陆的西南段，又位于华中与华南的交会地带，如果说安江盆地是一个物种变异的天堂，雪峰山则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林不分家，而对于遗传育种专业，一切生物或生命都是相通的。袁隆平带着学生采集实物和标本，再自制图解，画表格，自编教材。这种让学生亲身实践、亲手操作的教学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和理解。在未来岁月里，他们也将成为袁隆平撒播在田间的一粒粒种子，当年黔阳专区的黔阳、芷江、溆浦、靖州等县市，后来均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的生产基地和示范区。这一方水土是袁隆平的福地，一个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也必将给这一方水土带来福报。

　　此时袁隆平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校教师，他的心灵空间很大，但还有些混沌初开的茫然，在那隐蔽的地平线下，一颗种子还处于漫长的孕育期。当他穿过一段浑浑噩噩的岁月，还将被触及身心的大痛与大爱来唤醒，还需要心灵的烛火来照亮。而在雪峰山主峰东侧，就有一处神奇的山峰——照天烛。一位当地学生告诉他，这儿原本有两支天生地长的照天烛，据古代的司天监堪舆，雪峰山将有真命天子横空出世。这是神奇的风景，也是危险的风水，那些自诩为真命天子的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天地间忽然又冒出一个什么真命天子来，于是命人捣毁了一支照天烛，只留下了一支孤零零的照天烛。它是否又能照亮袁隆平通往未来的那条道路呢？

　　接下来的一段岁月，袁隆平还真是在迷茫中度过的。所谓迷茫，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他其实一直都在钻研，从根、茎、叶、花、果的形态到细胞构造，从植物学特性到遗传特性，这渺小而卑微的事物中，一旦在显微镜下放大，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其间还有多少神秘而未知的存在等待人类去一一发现和揭示。

　　当时，安江农校的科研设备还相当落后，一台显微镜，成了袁隆平的第三只眼睛。除了备课、上课，他几乎一天到晚趴在显微镜上，长时间观察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微观构造，时常观察到凌晨两点，他才揉着红肿发涨的眼睛走出实验室。那时候，连将实验材料切成薄片的切片器械也没有，袁隆平只能苦练徒手切片技术，一边用左手的拇指与食指、中指夹住实验材料，一边右手拿住与材料成垂直的刀片，在材料切面上均匀地滴上清水，将刀口向内对着材料，并使刀片与材料切口基本上保持平行，再向自身方向拉切，只能用右手的臂力，不能用手的腕力，此时，左手的食指一侧应抵住刀片的下面，使刀片始终平整，连续切下数片后，放在培养皿的清水中。好的切片，应该是薄且透明、组织结构完整，否则还要重新进行切片。若要更清楚地显示其组织和细胞结构，还要选择一些切片进一步通过固定、染色、脱水、透明及封藏等步骤，做成永久的玻片标本。这是一项非常细致又危险的技术活儿，根茎有根茎的切法，叶子有叶子的切法，而针叶、阔叶还各有各的不同，很多体积太小、太软、太硬的材料都很难切片，如果不经数百次、上千次的苦练，就不能熟练地掌握这种徒手切片技术。这也是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练出的一手绝活，那手指被锋利的刀片划破过多少回，他都不记得了，但这项技术他一生也不会忘记。如今早已不用徒手切片了，但每一个技术要领，他还一五一十地记着呢，最重要的是，当你手指里夹着锋芒毕露的刀片，绝对不能发抖，这需要非同一般的定力，还得有特别坚韧的意志和耐性。这是比掌握一门技术更让他终身受用的。

　　在袁隆平大学毕业的第三个年头，共和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那也是一个科学的春天。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尽管这一科学论断很快又被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所改写或湮没，被延宕了二十多年之久，在另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临时才付诸实施，但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经世不灭的光辉。在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定位后，周恩来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科学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让原本有些迷茫的袁隆平跃跃欲试，“希望能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从他这朴素的话语里也透出了他当时的茫然，他到底想要“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和“高产的新作物”呢？又是通过怎样的科学途径或技术路线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事实上，诚如他自己日后所言，无论在目标上，还是技术路线上，那时候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甚至对哪是科学哪是伪科学也难以分辨。一方面，他深受恩师管相桓先生的影响，然而，又不能不说，他对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西方遗传学理论，至少还不像管相桓先生那样坚信不疑；另一方面，在那样一个“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苏联体制和意识形态几乎凌驾于一切的科研和教学之上，在农学和生物学领域，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先且别论是不是科学，在当时那已是超越了科学的存在，你只能无条件地相信，实际上就是迷信，你只能毫不怀疑地接受，实际上就是崇拜。大势所趋，谁又能不为那样的时代大势所裹挟呢？

　　若要还原袁隆平当时的心态，只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这么说吧，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校教师，在当时不执迷于恩师管相桓所坚信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这也正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而对当时在中国信奉和盛行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他虽说没有达到盲目迷信和崇拜的地步，但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理性的认识。米丘林学说或学派很复杂，我接下来的一段叙述也相当复杂、非常枯燥。这是我很想绕过去的，但又实在绕不过去，若不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进行一番必要清理，并与孟德尔、摩尔根的基于基因的经典遗传学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就无法解读我们主人公袁隆平在科学探索之路上的走向。

　　我的叙述，其实也是袁隆平先生的一段非常关键的讲述。

　　若用科学的眼光看，米丘林学说或学派也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大致看，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米丘林以此来突出强调环境对生物生存与遗传的影响，即环境因素；另一个则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19世纪提出的两个法则：一个是“用进废退”，一个是“获得性遗传”。所谓“用进废退”，其实是一个常识，生物体的器官越是经常使用就越是变得发达，若不经常使用就会逐渐退化。譬如人类的大脑，越是勤思考、勤运用就越灵活，越是不动脑子不想事，思维神经就像生锈的链条一样难以灵活运转；又看“获得性遗传”，米丘林认为，“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是统一的，生物体的遗传性是其祖先所同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总和”，如果生活条件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时，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遗传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导致遗传性发生变异，由此获得的性状与其生活条件相适应，并在相应的生活条件中遗传下去。米丘林基于这一理论，从而主张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生物后天的获得性状能够在后代中遗传，并根据拉马克“强调外界环境条件是生物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并对生物进化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学说，从有机体与其生活条件（环境因素）相统一的原理出发，提出关于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气候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方法，从理论到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杂交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有机体定向培育的理论和方法，三是人工选择的理论和方法。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是特别需要区别的，米丘林关于人工杂交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无性繁殖的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可塑性品种（如苹果树和梨树）嫁接在一起，即生物不经过生殖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的生殖方式。这与经典遗传学上的杂交方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否定基因的存在，而后者则是基于基因、通过基因来实现。

　　从米丘林的科学精神看，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包括对前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是特别强调实践并亲自实践的。实践精神，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离开了实践，科学将毫无意义和真实性。米丘林于1875年开始进行园艺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研究试验，经过六十年的探索，他终其一生培育成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的新品种。由此可见，他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作为科学家的实践精神和执着追求，是足以让后辈致敬的。但又不能不说，米丘林学说从一开始就是“跛足的学说”，由于他没有发现基因（遗传因子）或忽视了基因这一先天性的、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的根本存在，他的研究也没有深入到细胞，这让他一直是从外部性状上去了解生物的遗传，其“获得性遗传”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后天获得性状遗传”，这一学说忽视了生物遗传先天性的、内在的根本原因，一味强调后天的、外在的环境因素或客观原因，这也就是管相桓先生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

　　诚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让生物性状发生变化，甚至是突变，但前提一般是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环境变化，而米丘林学派的信奉者，援引的例子也是比较偶然而极端的事例。但对生物遗传真正起决定和根本作用的，还是基因。早在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就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观点，但在当时这还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那时孟德尔还不知道基因的真实存在形式，他揭示了有性生殖的遗传过程（即“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这一推理也可谓是遗传学上的“孟德尔猜想”。直到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才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这一概念。按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即现代经典遗传学理论），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而这一理论也并未忽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并且强调“环境和遗传的互相依赖”，由此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

　　约翰逊对基因命名时，米丘林还健在，还在继续做着他培育新品种的实验，如果不是忽视或无视，他应该知道人类对基因的这一伟大的发现。如果他能吸收基因学说，米丘林学说也就不再是跛足的学说了。在米丘林逝世后，李森科成了苏联生物学界的头号权威，他比米丘林更决绝，根本就不承认基因的存在，并且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指斥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是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学”和“神创论”，“是唯心的、形而上学、反动的伪科学”，只有米丘林学说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

　　很明显，如果说米丘林还是一个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已经不是纯粹的生物学家了，他搞的已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而是政治生物学，把生物学当作政治工具，把自己信奉和认定的学说视为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对其他科学理论也就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认为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这让他成了李森科的头号敌人，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先被判以极刑，后又改判为二十年监禁，入狱三年便因营养不良、饱受灵肉的折磨而在监狱中死去。

　　李森科不但以政治绑架了科学，在科研上也几乎乏善可陈。他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分配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但冬季农作物因受霜冻天气影响而造成减产，这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后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这一偶然发现，让李森科喜出望外。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播种前将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这其实既非他的发现，也非他的发明，在俄国农业史上早就有人尝试，只是没有普及推广。从接下来的推广效果看，这一方法也没有可推广的普适性，从1931年到1936年，在乌克兰五十多个地点进行了连续五年的“春化处理”育种实验，结果表明，这种育种法对小麦并没有明显的增产效果。李森科却对实验结果弄虚作假，把“春化处理”说成是解决霜冻灾害的灵丹妙药，一旦有人质疑，李森科便声称，那些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如此弄虚作假，如此气焰嚣张，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他，他是不可能如此肆意妄为的。他的“科学成果”，哪怕是浮夸和弄虚作假得来的结果，也是苏联当时特别需要的，以此来将“硕果累累的苏联米丘林生物学”与“毫无生气”的资本主义的孟德尔基因学说进行对比，唯有这样，才能让苏联的生物遗传学乃至整个科学占领世界的制高点，以此证明苏联社会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一个农学和遗传育种学领域的科学探索者，如果不能走出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迷谷，只能如掉入陷阱的困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绝对没有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一般不用绝对词，但这话绝对可以这样说。对于掉进陷阱里的人，必须有一种力量把他们拉上来，那就是科学的力量。然而，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分辨、敢于争辩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呢？米丘林、李森科那时候在中国也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在中国也是绝对的主流，而孟德尔、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不是邪说，也是异端。袁隆平身为安江农校的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学说，那是“真正的科学”，是“真理”；对孟德尔、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那是李森科早已下了权威定论的“唯心的、形而上学、反动的伪科学”，他只能偷偷讲，如果公开讲，那就必须声明是“供批判用”。

　　历史的暗箱往往是在后来揭开的，对于当时的袁隆平，一切的假相或真相都还蒙在鼓里，这让一个年轻的农校教师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与犹疑之间，怀疑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态度，从怀疑、追问到实践，就是一条科学探索之路。到底谁才是伪科学？谁是真理？袁隆平此时还无法做出判断，但有一种方式可以做出判断，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到实证，这种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只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手段，才能克服主观臆断、盲目崇拜与迷信，探求到一个正果。而实践的第一步，是试验或实验。

　　袁隆平的试验首先是从红薯开始的。他遵循米丘林“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月光花是一种硕大美丽、香气扑鼻的白色花朵，在夜间也能绽放，形似满月，生长迅速，光合作用强，其花语为“永远的爱”“易碎易逝的美好”“暮光中永不散去的容颜，生命中永不丢失的温暖”。月光花全草或种子均可入药，全草是治蛇伤的特效药，种子也是治跌打肿痛、骨折的良药，袁隆平的试验目的很明确，他试图通过月光花的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优势来提高红薯的光合作用，以提高红薯的产量，增加红薯的淀粉。当时，袁隆平还没有条件搞短日照试验，他发明了一个因陋就简的土办法，用涂满了墨汁的被单来遮光。试验证明，红薯和月光花嫁接还真是能够大大提高红薯的产量，淀粉也比一般红薯多了。——说起当年的收获，袁隆平先生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伸手比画，“那些红薯真的一个一个长得很大，最后一个好大哟，有十七斤半！大家很高兴，称为红薯王，而且上面也结了种子，这在当时认为是很不错的……”

　　除了用月光花嫁接红薯，袁隆平还搞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试验，他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的试验，上面结番茄，地底下长着马铃薯，这还真是一举两得。他还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当年结了一个奇怪的大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当他把这个大瓜抱到教室里来给学生看，一班学生笑得人仰马翻，袁老师竟然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怪胎！袁隆平把这个怪胎切开了，分给大家吃，那味道也怪怪的，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学生们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用湖南话说，“实在不好呷！”

　　这些按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和方法培育出来的奇花异果，又岂止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在当时到处都在搞这样的试验，到处都是硕果累累。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袁隆平也作为典型代表参加了。那时已是闹饥荒的岁月，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些成果已经找到了增加作物产量的方法，他自己也觉得只要继续试验下去，对这些奇花异果进行改良，就可以按米丘林的无性繁殖理论，把这些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遗传下去。袁隆平一直是严格遵循这一学说来试验的，但接下来的试验结果却让他傻眼了。

　　月光花嫁接红薯的种子播下去后，月光花照样在地上开花，地下却不再结红薯了；

　　番茄和马铃薯嫁接后的种子播下去，番茄还是原来的番茄，地下长不出马铃薯，马铃薯还是原来的马铃薯，上面也根本长不出番茄；

　　南瓜和西瓜嫁接的结果也一样，南瓜还是南瓜，西瓜还是西瓜……

　　从这些试验看，一旦通过嫁接就能长出那些奇花异果，但这些奇花异果都不能通过种子遗传下去，一句话，这种无性杂交的方式，根本就无法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不能通过种子遗传下去，就只能一代一代地嫁接，这在果树等大型植物上是可行的，但在红薯、南瓜、水稻、小麦上进行大面积嫁接、在大田推广应用是难以进行的，那个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把一棵一棵的秧苗嫁接在另一种秧苗上，一亩田该有多少棵秧苗，而嫁接又是细工慢活，那该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

　　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俄国犹太裔病理学家梅契尼科夫说过一句名言：“人类借助于科学，就可以纠正自然界的缺陷。”人类一直想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也是为了弥补或纠正自然界的缺陷，而米丘林在这方面则显得更积极、更主动，“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青睐。从自然那里拿过来，这是我们的要求”。这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目标。然而，袁隆平通过一系列试验，结果发现，他遵循米丘林的学说不但无法纠正自然界的缺陷，反而让他证实了米丘林学说的致命缺陷，这一系列试验其实是一个证伪的过程，荒诞的并非试验的过程，而是试验的结果，你越是认真，越是将这样的试验推向荒诞的境地。尽管此时袁隆平尚未按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进行试验，但至少已经证明，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至此，他已按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搞了三年试验，而结果“终于是一事无成”，“试验失败”。

　　那时的失败者又何止袁隆平一人，米丘林其实也曾做过类似的试验，为了提高梨子的含糖量，他给梨子打葡萄糖针，米丘林做这项试验也同样无可厚非，但打了葡萄糖的梨子哪怕口味再好，营养再丰富，那也只是一只获得了优良变异的梨子，而不是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不说一代代遗传下去，连一代也不可能。按无性杂交获得性遗传或无性杂交的理论推断，如果苹果和梨嫁接，其获得性遗传一代不能成功，但通过连续好多代的积累，随着杂交的次数越来越多，会不会将种子遗传下去呢？据说有一位科学家将老鼠尾巴割掉，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性遗传，两只没有尾巴的老鼠从此就能繁衍出一代代没有尾巴的老鼠，结果割了几十代老鼠的尾巴，生出的小老鼠还是长着尾巴。

　　这种荒诞的试验，袁隆平先生觉得也无可厚非，就像伽利略所说，“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荒唐，那只是你的推测，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推导出真理。袁隆平先生后来也曾对此有过很深的反思：“我意识到李森科鼓吹的那一套，实际上却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我感到他们只是把一些哲学概念套到遗传学上，实质上不是什么环境遗传学，而是政治上的遗传学，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很荒谬。于是，我恍然大悟，我说我是迷途的羔羊，信奉了很多年，实际是被误导了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

　　恍然大悟，一个年轻的农校老师早已恍然大悟，但还有多少人仍执迷不悟，直到今天。

　　在那个时代，哪怕你知道了真理站哪一边，每个人首先也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相信实践、把实践作为检验真伪的依据，还是相信意识形态？袁隆平理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危险的抉择，不信，就看看他恩师管相桓的命运吧。这几年，管相桓先生一直对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理论坚信不疑，这让他在当时中国的农学界和生物学界成为了顽固的少数派，自从袁隆平大学毕业后，管先生一直在命运中沉浮与挣扎，先是在1955年的肃反中遭受错误审查而一度蒙冤，好在他历史相当清白，翌年便得以平反。1957年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遗传学会上，中央指示：两派遗传学均可自由研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一次回归，也是向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这样一种氛围，也让一直备感压抑的管先生又得以放开手脚来弘扬和践行他一直坚信不疑的基因遗传学理论，但好景不长，就在当年整风反右时，管先生又被错划为右派，而等待他的将是更悲惨的命运。

　　转身与回归，有时候比前行更难。1956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开始从事农业育种研究”，这是应该载入他年谱的一个开端。从这一年到1961年，还有一个重要年份，那就是1958年，这年安江农校下放黔阳专区，改名为黔阳专区农学院（翌年又更名为黔阳农业专科学校，1963年恢复安江农业学校校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安江农校。这年，是袁隆平人生与科学抉择的一个转折点，这里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从1958年起，我觉得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那时候虽然也说要百家争鸣，实际上在农业教育系统中占主流的（还）是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仍然把摩尔根遗传学当做唯心的东西。我当时不敢公开看摩派的书，只能是偷偷地看，用《人民日报》把书遮住，有人来就装着看报纸，没人才看书。其实我在大学时就有了一些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础，而此时我从文献中更进一步了解到孟德尔、摩尔根现代经典遗传学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上了。实践证明，染色体学说和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当时的无籽西瓜等。这时我意识到应该抛开米丘林、李森科那一套学说了，决心回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上来，用它来指导育种……”

　　觉得，还是，应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措词，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年轻的农校教师从迷茫、迷失到“恍然大悟”，最终又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无论是自然生物的进化史，还是人类的认识史，从个人的人生到人类社会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回过头来，从原来的起点重新出发，这或许是一段弯路，但这样的弯路也不是白走的，科学从来就没有捷径。后来，袁隆平先生借一首唐诗来形容他这一段心路历程，“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诗鬼李贺《致酒行》中的诗句，也是袁隆平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李贺身为唐宗室后裔，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带着满腔热情、满心的希望奔赴科场，竟被人以避其父“晋肃”的名讳为由将他的科考资格剥夺了。一个落魄潦倒的书生在回乡途中一边借酒消愁，一边悲愤地怅叹，他那迷失的魂魄，如何招回？而雄鸡一唱，天下大亮，李贺心中也豁然大亮，一个少年人应当有凌云壮志，谁会怜惜你困顿独处，唉声叹气呢？这让年轻的袁隆平也感受到茅塞顿开般的启发，无论是对人生的启迪，还是对科学的探索，每次他陷入迷惘或面临抉择时，这首诗都让他的心胸豁然开朗。

　　如果说管相桓先生是一个科学精神的坚守者，他的学生袁隆平此时还是一个科学的摸索者，就在他跃跃欲试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