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理解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先要有一种更残忍的体验——饥饿。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间，一场谁也无法回避的饥荒岁月，又一次向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席卷而来。那是袁隆平最不愿提起的往事，也是我最不忍心描述的一段岁月。然而，一旦回避，历史就会失真，对于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一位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穷尽一生的追寻和探索就会从根本上丧失一个前提，一种原动力。

　　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往往是从灾难开始，但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痛、太沉重。那场饥荒，最早是在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村发生，农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乡村，他们把家乡开始闹饥荒的消息带进了校园，乡下人连糠菜杂粮都难以填饱肚皮了。即便没有这些学生带来的饥荒消息，饥荒也是一个直逼眼前的现实，安江农校是一所被农村包围的学校，只要走出校门，饥饿就不是传说，而是一睁眼就能看见的事实。

　　在饥荒刚刚袭来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譬如说此前，每到春天，这在世人眼里最美好的季节，对于躬耕于垄亩的农人却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只要一茬粮食赶不上，就会闹春荒，那些忙着春耕播种的农人，只能喝上一碗掺杂着红薯与豌豆的稀糊糊，在田里辛苦劳作。贫困与饥饿，一直是离袁隆平近在咫尺的现实。那时候除了寒暑假，在春播秋收两季还有农忙假，但那绝对不是放假，而是暂时停课，让师生们参加农业劳动。袁隆平也常常和农民们一起浸种、插秧、踩田，但他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国家粮，那日子比农民好过多了。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盼着一茬秧苗赶快长成稻子，变成养命的口粮。只要不出现长时间的饥荒，这半饥半饱的日子，也能接着一茬一茬的粮食过下去。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过的日子。

　　当1959年的春荒来临，安江农校的师生吃的是国家粮，基本上还能按定量供应粮食，很多人下意识地觉得今年也会像往年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挨过去。然而，那不是一场寻常的春荒，而是长达三年的大饥荒，更要命的是，很多农民连种子都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被挖地三尺搜走了，没有种子，又哪来下一茬粮食？没过多久，师生们的粮食定量就减少了，越来越少，工资倒是一分不少地照发，但有钱你也买不到一粒粮食。一所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课的安江农校，没过多久就实在挨不过去了，不得不停课，给学生放了长假，又按人口把试验田分给每位老师，袁隆平也分了一小块田。从前的科技试验田就这样变成了养命的土地，什么长得快就种什么。袁隆平种的是萝卜，还没等到萝卜长大他就拔了。他饿得都不成人样了，但也不吃独食，还邀了几个年轻老师来打牙祭——清水煮萝卜。一斤萝卜四两参，俗话这么说，其实又哪有那么高的营养，以萝卜当饭，肚子不饱，气饱，感觉总是气鼓气胀的，反胃，冒酸水，打嗝。很快，那田里的萝卜就吃光了。萝卜就是再肯长，要等到下一茬萝卜出来，也要两个多月。别说两个月，一餐吃不饱也饿得慌啊。当时，他正值而立之年，年轻力壮，正是特别有干劲也特别能吃饭的年岁，可他每天只有二两米，一个月只有三两油，这日子还怎么过啊！人是铁，饭是钢，哪怕你是一个铁打的汉子，饿你三天，连走路都连连打晃了。他原本是一年四季都要下水游泳的，哪怕在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日子，他每天也在沅江里游过来游过去，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还哪有气力游泳。他只能有气无力地歪在床头，望着一扇空茫的窗口和一方苍天。一抹近乎虚无的阳光，照亮了悬在墙壁上的那把结满了蛛网的小提琴。袁隆平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拉过了，他连拂去蛛网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只手颤抖着挨近它，手一抖，顿时尘埃飞扬。如果这小提琴可以吃，也早已被饥饿的主人吃掉了。

　　漫长的饥饿，如缓慢的凌迟，它的痛苦无与伦比，绝非撕心裂肺可以形容。三十年来，袁隆平经历过战乱与饥荒，但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也就这三年，而这三年感觉比三十年还要漫长，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刻都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中挣扎。当饥饿让他无力拉动一把小提琴，他明白了，从来没有这样明白过，也没有这样切身地体会过，对于人类，吃饱肚子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这是天理，也是常识。没有果腹的口粮，什么都谈不上，什么都干不成，那高于生命的、精神意义上的人间食粮，一切都是奢谈，所谓精神，就像一把饥饿的小提琴，首先必须要用躯体来支撑，那令人神往的《梦幻曲》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奏响……

　　当他在饥饿中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梦见的是香气扑鼻的大米饭。他甚至还做过更奢侈的梦，一边吃着大米饭，一边吃着梅菜扣肉。而梦醒了，嘴角上只挂着梦涎，肚子饿得更难受了。袁隆平还没有饿到吃观音土的地步，多少还有一点粮食供应。但那肚子饿得也只剩一张皮了，粘着脊梁骨，那一米七的身子骨，饿得只剩下了一身骨头，如同干柴。为了填饱肚子，饥饿的人们发明了许多粮食增量法，最典型的就是“双蒸饭”，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蒸两次就变成了一碗半，为了蒸得更多，还会放苏打，像发馒头一样。但无论你怎么增量，说穿了就是变着法子往里边掺水，掺水，再掺水，二两米还是二两米，营养没有任何增加反而会受损，一碗饭吃下去，很快就消化掉了，那暂时填饱的肚子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了，反而更加饿得慌。这法子后来行不通了，掺水不管用，那就掺入谷糠，这东西比吃观音土要好一点，但吃得进，拉不出。吃喝拉撒原本是寻常之事，在那饥荒岁月却把每个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天中午，袁隆平饿得两眼昏花、两腿发软，想去街上买点糖果充饥。天下荒年，物资奇缺，供销社里偶尔能买到的吃食，也就是一点糖果了，那时候连普通的糖果也从一块多钱一斤猛涨到了五块钱一斤，大多数日子还根本买不到。他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走出校门，失重的大地，倾斜的天空，阳光稀稀落落在脚下闪动，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个瘦长的阴影摇摇晃晃，连脑袋也发出空洞的闷响。饥饿的山村，饥饿的农人，就像在阴间走动的一个个幽灵。昏昏然间，他看见一些农人依然拎着锄头在四处搜寻，田野里已没有生长的稻子，即便有，也早就被饥饿的人们抢光了，连秧苗都吃光了。那些饥饿的农人，只能到山上山下挖蕨根，在绝收的田野里抓田鼠，饿急了，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想吃，草根，树皮，观音土。只要能填饱肚皮，什么都想一口吞下去，甚至包括自己的同类。当饥饿走向极端，也必将走向一个残忍至极的极端，人相食。

　　眼下，那寸草不生的稻田如死一般绝静，连田鼠和蚱蜢也看不见一只，只有乌鸦的惨叫声撕破天空。一个年轻的农校教师，穿过啼饥号寒的呻吟和绝望的沉默，那些农人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实，但那已是致命的浮肿。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规律。很多身体浮肿的人，也到医院里去看病，浮肿也确实是一种病态，而且是最难治愈的疑难杂症。没有哪个医生敢说出饥饿的真相，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身体浮肿的农人离死神已经很近了，如果找不到吃的，他们很快就要饿死了。

　　多少年后，一段怵目惊心的往事，不知被袁隆平先生反复讲述过多少遍。只要触及粮食问题，他首先就要从那悲惨的一幕讲起：“我至少亲眼看见有五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啊！”——那天，就在离安江农校大门口不远的路上，一群饥饿的人，围着两具干瘪而僵硬的尸体，哪怕变成了饿殍，也依然显露出农人粗壮的骨骼，从那扭曲的姿态看，他们在临死前经历过痛苦、折磨、拼命挣扎的过程。他们死了，很多人围着他们，也快要饿死了，一张张浮肿的脸上充满了迟钝而又无助的神情。还有比这更悲惨的，有的饿殍被饥肠辘辘的野狗啃得只剩下了一堆骨头，还有的，连两只眼睛都被饥不择食的老鹰或乌鸦给叼走了，只剩下了两个空洞，依然死死地睁着……

　　在死亡面前，时间凝固了，连血液也仿佛凝固了。

　　袁隆平睁着一双饥饿的、空洞的眼睛，看着那干瘪而僵硬的饿殍，他震撼了。

　　这是他眼睁睁地看见的，还有没有看见的，他听说了的悲惨一幕：一个老乡饿急了，他扒下树皮猛塞进嘴里，由于多日饥饿胃已萎缩，猛然间几大口下去，把胃胀破了。那个时代不只是缺粮，也缺医少药，一个汉子不断翻滚挣扎，但谁也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极度的痛苦中咽了气。

　　当袁隆平先生从几十年前的往事中抬起头来时，我看见他的眼窝深处，还闪烁着湿润的泪光。那不堪回首的一幕给他带来了锥心般的刺痛，那是他心上一直难以弥合的伤口，哪怕好了伤疤也依然隐隐作痛。他觉得这些人饿死与自己有关，他是一个农校教师，一个农业科技人员，却在一场大饥荒中束手无策。对于他，饥饿，不只是死神的叩问，更是良知的拷问。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老人讲着，声音慢慢低下去，而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免于饥饿，这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哥白尼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这是人类的天职，更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每次有人向他提出一些简单而近乎愚蠢的问题，您为什么要选择学农？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袁隆平根本就不想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就不用问的问题，甚至是根本就不用想的问题。

　　“不说了，”他痛心疾首地摇着头说，“不说了！”

　　当历史进入60年代，严峻的局势和挫折，让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开始调整前行的姿态。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写下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样的朴素而实在的话语。——这句源出《汉书·郦食其传》的古话，其完整的表述是“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而天不是别的，是比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后人又加上一句“国以粮为本”来加以重申和强调。对于吃饭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予以最高的、特别的强调。随后，全国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的大批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袁隆平也带着四十多名学生出发了。饥荒尚未过去，一支面黄肌瘦的队伍，稀稀落落的，走一阵歇一阵，他们还没有气力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那么远的路。

　　其实也不远，过了安江镇，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这个沅江之滨的自然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江山之间是土质肥沃的半丘陵、半平原区，一看就是江南那种典型的稻香村。这样一个树大根深、人丁兴旺的古村，在雪峰山下繁衍了千百年，然而，一个转折，在短短几年里一个千年古村就被饥荒掏空了，一个稻香村变成了饥饿的村庄。乡下人形容最贫困的人家，就是揭不开锅了，没承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贫困，连锅都没了！那家家户户的锅子，早已砸锅炼钢了。这样的贫困，是没有贫富分化的贫困，一村人，全都一样，都揭不开锅了，那所谓的家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了一个个空壳，连房前屋后的树木也砍光了。

　　袁隆平住进了生产队长老向家里，这也是他在四川大足县参加土改后，第二次长时间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这次带着学生下乡，任务很明确，既是“深入农村，支援农业，搞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也是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那时候的形势虽说有所好转，但还是吃不饱。当袁隆平拖着一个半饥半饱的身体在村里缓缓走动时，只要遇到迎面走来的老乡，张口一句话就是问你“吃了吗？”这是中国人打招呼的习惯方式，袁隆平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招呼，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一见面，最关心的就是你吃了吗？但哪怕你饥肠辘辘，那些热情好客的老乡也没法招待你吃一顿饭，他们连自己也没有饭吃。那段日子，师生们也只能和老乡们一起吃大锅饭。那也是袁隆平先生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生产队的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煮一大锅来吃。那个时候苦得很，但我和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那个地步，我们爬到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可以烤熟来吃。冬天是很难熬的，到晚上睡觉前先烤火，把脚烤热了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没得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

　　那日子虽说苦得很，很难熬，但只要锅里还有煮的，人们就觉得日子已经开始好转了。袁隆平也在搞红薯高产垄栽试验，在人类饿得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岁月，红薯是生长快、产量高、可以较快地缓解饥荒的食物，连红薯叶、红薯藤也可以吃。这次他搞的不是月光花嫁接红薯的试验，而是实打实的红薯高产垄栽试验，这回又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最高的一蔸竟然高达二十斤！

　　除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袁隆平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开始搞育种，但他最早考虑的不是水稻，而是红薯和小麦。从1956年以来，他在红薯上花了不少心血，也取得了不少的收获，但红薯只是饥荒岁月中用来果腹的杂粮，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从来就不是主粮，在饥不择食的年代，红薯可以比较快地缓解饥荒，也可以掺杂在主粮里食用，一旦度过了饥荒，红薯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搭头了。一天三顿大米饭，一辈子吃不厌，但一天三顿大红薯，却没有谁受得了。农民说话粗，如“一斤山芋两斤屎”“无米再来煮番薯”，说的就是红薯可以充饥果腹，但是不能当饭吃。

　　除了红薯，袁隆平也曾考虑过主攻小麦，就在他踌躇之际，开过一次全国小麦会议，一组数据让他变得清醒了。当时，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一千斤（这个数字不一定可靠），而湖南小麦亩产当时平均还不到三百斤，产量排在全国倒数第一。小麦是世界上三大谷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总产量位居第二的粮食作物，超过水稻，仅次于玉米，但小麦在湖南等南方省区也仅仅只是个搭头，那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在湖南曾经推广过一段“稻——稻——麦”三熟制，但由于小麦成熟期正值湖南阴雨连绵的季节，易发赤霉病，既影响产量又影响质量，还时常造成大面积减产绝收。立足现实，小麦也从来就不是湖南的主粮，在湖南九成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水稻也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几经权衡后，袁隆平从1960年起把目光从红薯、小麦转向水稻，这可以说是自然选择。但水稻既是南方最广泛的农作物，自然也是农业科技人员最广泛的研究目标，在千军万马搞水稻的大势之下，要想突出重围，在水稻科研上搞出一点比较突出的成果又实在太难。这也是袁隆平一直有些迟疑、没有直奔水稻的原因之一。

　　就在袁隆平埋头搞红薯高产试验、对接下来的研究方向还有些举棋不定时，他的房东，那位勤劳能干的生产队长老向，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多打点口粮，在南方农民心中，只有大米才算得上正经口粮。这几年闹饥荒，老向也闹得骨瘦如柴，一脸菜青色，农民过日子不往后边想，眼下他想着的是，只要国家再不穷折腾了，让农民能够踏踏实实种田了，就能把一茬稻子种下去又能收回来，不到半年，那日子就好过了。一个大雨天，老向一大早就披上蓑衣出门了。这让袁隆平有些奇怪，大雨天又不能下田干活，老向这是去干吗呢？到中午时，老向一身水一身泥的回来了，他把蓑衣脱下，紧紧地捂着一包东西，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个什么秘密。看老向那一脸的精明和神秘，袁隆平愈是奇怪了。老向把蓑衣包裹着的那一团东西慢慢打开了，原来是一包稻子，一颗颗黄灿灿的十分饱满。袁隆平好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么饱满的稻子了，眼里顿时闪烁出惊喜的光芒。老向压低声音说，这是种子，他从外村换回来的，那里有一片高坡敞阳田，稻子长得特别好。“你看这谷子多结实！”一个农人一边用那粗糙的大手兴奋地揉搓着刚换回来的种子，一边感叹：“施肥不如勤换种啊！”

　　一个农民也许不懂什么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更不懂什么是基因、染色体，但他知道一粒种子有多重要，老向也知道袁隆平在大学时是学遗传育种的，他诚恳地对袁隆平说：“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要是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

　　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这话落在他心坎上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农民淳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我意识到了农民的紧迫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

　　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在袁隆平的脑子里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了，他感觉自己茫然的眼神终于对准焦距了。一粒种子的造化，乃至一个人的造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都想找准自己一生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人生定位绝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一辈子都在走弯路，不断地折腾，直至在错位中度过一生。而对于袁隆平，他最终选择水稻，选择良种，就如同他当年报考大学选择学农一样，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当一个目标变得明确了，袁隆平仿佛受到了神灵的控制，汹涌而来的灵感让他又有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他很兴奋，那一刻他真想奏响属于他的那把小提琴，只可惜，他没把小提琴带到乡下来，它还悬挂在那尘封已久、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像一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