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而立的袁隆平，一个方向已经明确，他选择了水稻，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如果只能用宿命来解释，一个宿命的齿轮从此进入了正轨，开始运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将在稻田里安身立命，他的魂在稻田里，他的世界在稻田里，这将是他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他还将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但再也不会颠覆自己。一切已经无从改变，而他将要改变我们这个世界。

　　那稻田看上去很浅，蹚下去很深，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拔脚，这也许就是袁隆平最初涉足水稻的感觉。在那个水落石出的时间还远远没有到来之前，没有谁能对于那必将发生的一切给予准确的答案，只有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猜想。至少在最初的一段时日里，袁隆平还没有涉足杂交水稻。他最初的水稻研究是从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开始的。在直播试验上他也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亩产比传统种植方式增产九十到一百斤，这在常规水稻科研上也是很了不起的成果了。但这样的试验，只是通过改良栽培或种植方法来增加产量，增产效果很明显，但也很有限。若要从根本上提高产量，还是他认准了的一条路，必须从改良种子开始。此时，他再也不会考虑用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繁殖方式去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了，一心只想在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中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自我封闭也被西方国家封锁的状态，他只能在《参考消息》上捕捉到一些东鳞西爪的国外科技信息。据袁隆平先生不太确定的回忆，大概是在1957年，他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一则报道，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一眼掠过的消息，却一下抓住了袁隆平的眼球，他后来感慨道：“这表明国外的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而我们还在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

　　从时间上推断，袁隆平先生的这一记忆出现了偏差，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是1962年，他看到这则报道应该在1962年或在此后，不过这一成果早就产生了。从诺贝尔奖的授奖时间上看，大多是对科研成果的一种追认。实际上，早在袁隆平大学毕业的那年（1953年），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与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但差不多过了近十年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克里克在“二战”爆发前原本在伦敦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二战”中应征入伍，中断了学业。1950年，克里克退役之后，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此前后他读到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所著的《生命是什么》。这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经典之一，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克里克看后深受启发，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物理学引入计算分子进化和遗传学的研究中，而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1951年，詹姆斯·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一个三十五岁的英国生物学博士和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美国生物学博士，由此发生了在20世纪生物学史上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交集，两人一见如故又个性鲜明，他们在激烈的争吵中又一拍即合，一致认定解决DNA分子结构问题是揭开遗传之谜的关键，从而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由于两人在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上可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克里克又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

　　这一发现和他们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但一开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连一些权威科学家也持怀疑的态度，如美国著名化学家、量子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先驱者之一，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双料得主莱纳斯·鲍林就认为：这个模型“看起来很棒”，不过“遗传学的分子基础”是否真相大白还很难说。在这一领域，鲍林是有权威话语权的，他本人也是有科学良知的，然而他却对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充满了怀疑。——这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发现的共同命运，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发现，都必须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过了近十年，克里克和沃森的发现才得到了科学界的公认，他俩与威尔金斯一道分享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在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基础上，陆续研究出了基因疗法、转基因作物、生物克隆技术和DNA鉴定技术，克里克和沃森也被生物学界一致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

　　袁隆平当时还无从了解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详情，但一则报道已让他知道了国外的遗传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如果对克里克和沃森的发现以及DNA双螺旋结构的理论缺乏一个基本了解，也就难以理喻袁隆平接下来将要穷其一生的研究方向，随着他越来越深入的科学推进，你甚至会产生极大的误解。

　　这里还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在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每个DNA分子上有多个基因，不同的基因就含有不同的遗传信息。——这已不是“孟德尔猜想”，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和染色体学说已是被试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的“真正的科学”。与此同时，袁隆平还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玉米、高粱和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生产中，并且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神奇效果。这使袁隆平认识到，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只要沿着这一方向或路径进行探索，就可以通过遗传改良这一途径获得高效增产的良种。在后来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后，袁隆平就把研究方向聚焦在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上了。

　　如果说杂交水稻是一扇“欲以观其妙”的“众妙之门”，那么袁隆平正在逐渐接近这扇门。

　　众所周知，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中国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就用母马和公驴杂交而获得了体力强大的骡子，这就是原始的杂种优势利用。北魏时代，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驴马杂交的后代骡子比其双亲更健壮，“适于劳役，又耐粗饲”。明崇祯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1637年初刊）中，也有如何利用杂种优势养蚕的记载。放眼世界，1760年，德国植物学家科尔鲁特就用黄花烟草和秘鲁烟草进行种间远缘杂交成功。——这些例子，都是前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现象或摸索出来的经验，但尚未从科学原理上揭示出杂种优势的秘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达尔文是科学界公认的杂种优势理论的奠基人，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他还不可能发现基因和染色体，“杂种优势”尚未成为一个正式的科学名词，但他在生物进化论中已指出了杂种优势是生物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从1866年到1876年，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广泛搜集植物界的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变异情况，并于1876年提出了“异花受精对后代有利，自花受精对后代有害”的结论，以自己的实验结果首先公布了自交与异交导致玉米生长的明显差别，即玉米的杂种优势现象。而从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经典遗传学理论出发，利用杂种优势提高农作物产量，改良农作物的品质，在20世纪已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尤其是在摩尔根通过果蝇实证之后，从最低等的细菌到高等的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无一例外都具有杂种优势。说穿了，这就是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杂种出好汉。”

　　在世界三大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中，玉米是“单一性功能”的异花授粉的作物，因此在杂交时不需要去掉其雄蕊（去雄），也就相对比较容易杂交，利用玉米的杂种优势，也就成为了人类在三大谷物上的第一个突破口。这里先说被称为“杂交玉蜀黍（玉米）之父”的谢尔，他是美国《遗传学》杂志的创办者，也是“杂种优势”（heterosis，hybrid vigor）的第一个命名者。谢尔在1906年、1907年的两年间，将玉米植株进行自交，同时也将其中一些植株做了杂交，通过比照试验发现，自交授粉降低了玉米的长势和产量，而自交系的杂交后代产生出了意想不到的生长优势和增产效果。但他的试验，还不是玉米杂交种诞生的雏形，只是一项试验性成果。尔后，差不多又进行了一代人的探索，美国科学家终于培育出了可推广的杂交玉米品种，并于1933年开始在生产上应用，一开始的播种面积很小，由于增产效果显著，到1945年时，美国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如今杂交玉米已基本上覆盖了美国乃至全球的玉米地。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杂交玉米的划时代意义，可以借用袁隆平先生的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杂交玉米“开创了异花授粉作物杂种优势的先河”。

　　在杂交玉米率先突破时，美国高粱遗传育种专家斯蒂芬斯 （Stephens）等人又于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西非高粱和南非高粱杂交，首先培育出高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3197A”及其相应的保持系，并在“莱特巴英60”高粱品种中筛选出优良的恢复系，利用三系配套育种方法，配制出可推广应用的杂交高粱品种，1956年第一批杂交高粱在美国投入大田生产，——这是杂交高粱的三系法，对袁隆平接下来的杂交水稻研究有着重要启示，他对此的评价是“为常异花授粉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开创了典范”。

　　玉米和高粱都是异花或“常异花”授粉（指既可自花授粉，又能异花授粉，但主要以自花授粉作为繁殖形式）作物，这是其杂种优势利用能够率先得以突破的一个自然前提，如果换成了小麦、水稻等具有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作物，又能否突破呢？很难，非常难，难就难在它们具有双重性功能，即由同一朵花内的花粉给柱头授粉繁殖后代，这是对其杂种优势利用的一个大限。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邓恩和杜布赞斯基的合著《遗传学原理》，是一部遗传学入门教科书，也是一部生命科学的名著，该书明确指出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在其进化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淘汰了不良基因，所积累和保存下来的都是有利基因，并由此推断：自花授粉植物自交无退化现象，杂交无优势现象，即“无优势论”。退一步说吧，即便水稻、小麦等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但也无法利用其优势。这就是说，杂交水稻还只是人类刚刚萌生的一个念头，就被国际权威科学家提前宣判了死刑。这里还有一个假设，就算你能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也必然会出现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一旦有人还想在这方面进行实验，只会遭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当自花授粉植物“无优势论”成为一个权威定论，也就成为了禁律或禁区，对此也确实必须有敬畏之心，但又必须辩证地看。一方面，但凡前人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经典之论，这是已知的存在，可以成为后世的奠基石，让后来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占据一个制高点，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重复性的探索与试验；另一方面，一些被写入了教科书的经典之论，标准答案，往往也会产生经验惯性或思维定势，最典型的就是墨守成规。人类在科学上的突破，无不是向这样的经验惯性或思维定势挑战，科学家的使命除了掌握人类已知的存在，更在于对未知世界的预测和探索，一些科学禁区或禁律，往往就是前人止步的地方，也正是后辈继往开来的出发点，如此才会有代代不绝的科学家迎难而上，向一些科学的禁律、禁区乃至于大限或极限发起挑战。袁隆平接下来要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早在袁隆平把目光投向杂交水稻之前，国内外就有许多专家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但都在这一大限前碰了壁。这里不妨又假设一下，倘若有人突破了这一个大限，攻克了水稻这一自花授粉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世界性难题，那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这个人也必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这伟大的创举和崇高的荣誉，轮得上袁隆平吗？袁隆平何许人也，一个偏远大山里的农校教师，如果他“提出杂交水稻课题”，那不只“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

　　诚然，此时袁隆平尚未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课题”，但他已经很明确地朝着这方面设想或猜想了，在当时，这也是农业科学领域的“歌德巴赫猜想”。

　　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培育出水稻雄性不育系。

　　对前辈探索以及阶段性成果，袁隆平一直是高度尊重的，他也曾多次坦言：“我从中外资料上了解到：早在 1926 年，美国人琼斯最早发现水稻有雄性不育现象，正式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日本最早始于20世纪 50年代，接着有美国、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展了研究。尽管他们试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工作难度太大，都未能应用于生产。”这是科学事实，一方面，他的科学探索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要突破的将是一道前人探索多年尚未成功的世界性难题。

　　这里就从 1926 年开始，美国科学家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不过，史上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早在1917年，“日本的奇尾首先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了水稻雄性不育性状是隐性遗传，在杂种第二代的育性分离比例为l：2：1”。（根据孟德尔经典遗传学的分离定理，以及袁隆平后来的观察，杂种第二代的育性分离比例为三比一。）随后，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纷纷开始研究试验。日本抢先一步，走在了前面。现在普遍认为，日本科学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杂交水稻研究的。当袁隆平把目光转向杂交水稻时，日本人还处于秘密研究阶段，很多真相，还有日本人研究的结果如何，他都是在时隔多年后才知道的。但袁隆平知道，不甘落后的中国，早在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中国现代稻作专家开始涌现，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活力，他们大都有留学的背景，深受现代经典遗传学的影响，如袁隆平“老师的老师”赵连芳、袁隆平的老师管相桓先生，也把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作为他们研究的一个方向。

　　如今国内有人认为，袁隆平“老师的老师”赵连芳先生、袁隆平的老师管相桓先生早就提出了水稻杂交理论并进行试验，袁隆平于1974年首次育成的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及其后的“南”字号和“矮”字号系列品种，都是以赵连芳育成的“南特号”和“低脚乌尖”为关键性亲本。就在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的1926年，中国科学家“丁颖就育成了杂交水稻，同年，美国琼斯也得到了杂交水稻后代”，此说即使不是在故意制造科学神话，也是对杂交水稻的一知半解。很多人因此质疑袁隆平并非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这里不以“别有用心”去猜测，那就有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水稻杂交理论和技术与科学意义上的杂交水稻自然有着不可割裂的因果关系，却又不可同日而语，一为手段，一为结果，绝对不能画等号。若要把这两者辨识清楚，先要厘清杂交水稻的科学定义，杂交水稻（Hybrid Rice），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两个亲本杂交而获得的水稻杂交种，利用杂种一代的优势；从遗传学原理说，指选用两个在遗传基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培育出具有杂种优势的第一代杂交种（F1即杂种一代），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从而达到对杂种优势利用的目的。杂交方法不等同于杂种优势利用，——这是一个根本性区别。在袁隆平之前，已有很多育种家利用人工去雄的方式对水稻进行杂交而改良品种，但并未育成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水稻杂交种，也就未能达到杂种优势利用的目标。

　　这里就从丁颖先生说起，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袁隆平十分敬重的前辈。丁先生于1921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1926年，他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了普通野生稻自然杂种后代，选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由此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并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这也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中山1号”综合了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优良特点，产量高，长势旺盛，对于寒害、热害及不良土壤等抵抗力强，具有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特点，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1936年，丁颖先生又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也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的高度关注。1957年，丁颖先生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亲自主持了“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其成果为我国水稻品种的气候生态型、品种熟期性分类、地区间引种及选种育种、栽培生态学等，提供了可贵的理论依据。1963年，丁颖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依然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由于长途劳顿，回去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入院不久就病逝了。这位蜚声中外的稻作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稻作之父”，但并非“杂交水稻之父”。无论是他培育出的“中山1号”，还是“千粒穗”品系，都只是“具有野生稻血缘”和“综合了栽培稻与野生稻的优良特点”的水稻新品种，这种新品种仍然是常规稻品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交水稻。丁颖先生发现了雄性不育现象，这只是对琼斯的发现在中国的验证。根据经典遗传学理论，必须培育出只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通过杂交生产出来的种子，才是真正的、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丁颖先生也深知这个根本症结之所在，他曾用人工方法给水稻去雄，但实际效果不佳，也未能大面积推广应用，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除了丁颖先生，还有人提出“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

　　黄耀祥先生191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是丁颖先生的学生，后任广东省农科院研究员，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开创了“水稻矮化育种”。古往今来，我国南方种植的都是高秆水稻，而在台风暴雨频发的岭南，在暴风雨的摧折下，经常发生水稻大面积倒伏、减产以至绝收。这和树大招风是一样的道理。1955年，黄耀祥在广西百色地区发现了一种叫“矮仔占”的农家品种，优点是具有很强的抗倒伏能力，缺点是成熟期太迟，抗病力差。从1955年起，他先用“矮仔占”为育种材料，从中选出性状比较优良的“矮仔占4号”，并与当时的高秆品种“广场13”进行杂交，在1959年育成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育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这一品系解决了长期以来水稻倒伏减产的问题，在水稻育种史上开创了一条矮化育种的新途径，这是中国和世界水稻育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被称为中国稻田里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后来也有人称其摘下“水稻皇冠上的第一颗明珠”。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称黄耀祥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

　　追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兴起，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广矮秆、耐肥、抗倒伏的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技术活动，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农业革命犹如18世纪蒸汽机在欧洲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一样，故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在这次风起云涌的绿色革命浪潮中，有两个国际研究机构充当了主要平台或舞台，一个是国际水稻研究所，一个是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CIMMYT）。

　　这里先说水稻。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将原产于我国台湾及福建的水稻品种“低脚乌尖”所具有的矮秆基因成功导入印度尼西亚高产水稻品种“皮泰”（Peta）中，培育出了第一个半矮秆、高产、耐肥、抗倒伏、穗大、粒多的“国际稻8号”（IR8）品种，被称为“奇迹稻”。尽管这一品种比黄耀祥先生育成的我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育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晚了近十年，台湾也早在1960 年便育成了TN1（台湾本地种 1号），比“国际稻8号”也要早六年，但由于国际水稻研究所对低脚乌尖这一水稻矮源基因的成功利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绿色革命”，如今低脚乌尖几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矮秆或半矮秆水稻品种的祖先。据国际水稻研究所1980年调查，继“IR8”之后，共有三十六个国家育成的三百七十多个水稻新品种，其中矮秆良种占了七成，而“国际稻”系列良种（IR系列）又占了三分之一。

　　再看小麦。在“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另一国际舞台——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以“绿色革命之父”、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E.Borlaug）为首的小麦育种家，利用日本冬小麦“农林10号”矮化基因的品系，与抗锈病的墨西哥小麦进行杂交，将半矮秆与光照不敏感性相结合，育成了三十多个矮秆、半矮秆品种，具有抗倒伏、抗锈病、高产的突出优点，并迅速在北非、中东、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大面积推广。这里以墨西哥为例，到1963年，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的小麦作物都是布劳格的新品种小麦，当年，墨西哥的小麦产量比布劳格刚来时的1944年翻了六倍，一个饥荒中的墨西哥，奇迹般的变成了一个小麦出口国。这是布劳格在墨西哥的麦田里掀起的一场绿色革命，随后便席卷全球，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绿色革命，布劳格也因此而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8月公开发布的一篇《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文章，称赞布劳格“为使数百万人摆脱饥饿而做出贡献。他研究开发出高产、稳定型小麦品种，并说服农场主和政府采用这些品种”。

　　1970年，诺曼·布劳格因终身致力于解决世界饥饿问题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由此可见，“第一次绿色革命”在遗传育种上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水稻、小麦、玉米等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高秆变矮秆。从黄耀祥先生培育的中国半矮秆水稻新品种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奇迹稻“IR8”，和布劳格培育出的半矮生小麦新品种一样，都只是借助了杂交育种的一些方法，但并非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其技术路线主要是通过改良株型（从植株的高矮、形态着手），通过加强其抗逆性（如抗倒伏）和提高太阳光能利用率来提高产量。这与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杂交小麦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在遗传育种领域，还鲜有人把布劳格称为“杂交小麦之父”，迄今，人类还没有培育出严格意义上或科学定义上的“杂交小麦”。

　　从新中国的稻作史看，“水稻矮化育种”和“杂交水稻”堪称是两座划时代的里程碑，也可谓是在中国稻田里掀起的两次绿色革命，但其科学界线也有明显的区分。若要搞清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又得回到那个根本所在。若要培育出真正意义或科学定义上的杂交水稻，先必须培育出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这就是关键的根本所在。在袁隆平之前，利用远缘杂交进行品种改良，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在杂交水稻上，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难就难在难以获得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对小麦、水稻等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作物，若要进行杂交，先必须把雄蕊去除（去雄），再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才能得到杂交优势的种子。人工去雄，由来已久，至少从丁颖先生就开始了，在袁隆平之前，这也是国内外育种专家普遍采用的方式。

　　走笔至此，就该说到那个“北有李贞生”的李贞生了。李贞生是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的一个农民育种家，1967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一起采用“温汤去雄法”获得了水稻的杂交种子，有人据此认为，李贞生“1967年人工培育杂交水稻成功，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粳稻的人”，甚至将他称为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事实上，“温汤去雄法”仅为人工去雄的方法之一，而不是也不能成为大面积生产杂交稻种子的方法。1978年，李贞生作为农民育种家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有人替他感到悲哀，“由于他没有文化，不会写论文，所以他什么荣誉都没得到”。其实，会不会写论文不是关键，李贞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遗传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发表过多篇论文，如《毛主席哲学思想是我培育玉米稻的金钥匙》《大老粗能够搞科研》，他培育的“玉米稻”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但任何一项科技成果不能以荣誉来衡量，只能以科学的方式来判断。李贞生发明了一种“温汤去雄法”，其具体操作是在水稻开花当日上午杀雄授粉，由于水稻的雌雄蕊对温度的感应不同，雌蕊的耐温力远大于雄蕊，将稻穗放入45℃左右的温水中浸泡八到十分钟，用这样的方法消除花药的活力，花粉就会完全丧失萌发能力，而雌蕊则不受影响。在水稻短暂的扬花期，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温水在稻田里一穗一穗地浸泡，且不说人有多累，以每十分钟浸泡一株稻禾计算，一天下来又能浸泡多少株呢？而水稻扬花期又短，这忙得过来么？这个方法操作繁琐，水温也难以控制，开颖效果随汤水烫后天气的变化为转移，即烫后遇到日照隐蔽，开颖的多而慢，还容易折断稻秆。而关键是，通过“温汤去雄法”培育出来的又是货真价实的杂交水稻么？

　　大凡人工去雄，科技含量不高，原理不难，但操作太难，由于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几十、上百粒种子结成一穗，几穗乃至十几穗合成一株，而人工去雄要一朵花一朵花进行，如此繁琐而细致，产生的种子数量又极为有限，几乎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但又找不到别的路径。在袁隆平之前，国内外的水稻育种家走的都是人工去雄的这条路，一直在为如何改善“人工去雄”的方法、效果、提高杂交结实率以期获得大量的优良杂种而不断地摸索、改进，却一直裹足不前，难以突破。水稻花器小，开花时间短，进行人工去雄杂交也是极其困难、难以突破的，这是水稻的宿命，也是人类的大限，如此，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等人才会提前宣判了杂交水稻的死刑，“就算你能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也必然会出现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此言几乎是一语成谶。

　　自从袁隆平培育出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以来，就不乏一知半解或全然误解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证明在国内外早已有很多比袁隆平更早就发明了杂交水稻的人，列举了大量似是而非的事例，以此来质疑和贬低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对于这些，袁隆平先生从不解释，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已用科学事实来证明了一切、解释了一切。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由于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奥妙，很容易混淆视听。——当我作为一个科学的追踪者，对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的科学探索之路，是有责任把这些混淆了的视听搞清楚的，是必须诚实地向读者报告的。那么，“似是而非谁得知？”最终还得回到那个关键点上：判别一个水稻品种是不是杂交水稻，没有相对标准，只有绝对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和培育出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有没有找到那个对于杂交水稻最关键、最根本的母本？尽管这仅仅只是第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很多人后来对袁隆平的低估或误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杂交水稻之所以为杂交水稻的根本之所在。

　　诚然，历史是一笔巨大的遗产，每一个想要创造历史的人，几乎都要承载历史。科学是继承性最强的文化形态之一，科学成就在本质上是积累的结果，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虚心接受和吸取前辈的科学遗产，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此才能从前人占有的制高点上重新出发。而科学从来就是一场接力赛，有如阶梯式递进的攀登，任何发现、发明和创造都不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而是一代一代接力完成的。从人类对杂种优势利用的角度看，袁隆平既有开创性，也是一个继承者。在袁隆平之前，国内外很多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倾注多年心血，但他们研究出来的新品种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杂交水稻，国际水稻界和遗传育种学界也普遍不认同在袁隆平之前就有人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一世界性难题。然而，这些前辈科学家对于杂交水稻的探索也绝不是徒劳无益的，一如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他们也在一点一点地推进杂交水稻的科学进程，袁隆平也是在前辈的积累上起步的。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从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 + 9”，历经近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都在一步一步地证明，到1966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证明了“1 + 2”，人类摘取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仅一步之遥了。迄今又过去半个世纪了，陈景润的“陈氏定理”依然无人超越，那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依然还是一步之遥，越是到了最后一步，越是可望而不可即。

　　人类离发现奇迹的时刻也许就是一步之遥，但何时才能跨出关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