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美]阿瑟·赫尔曼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11

　　世人皆暴虐。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这句话成为圣雄甘地人生旅途的最终注脚：一生追求非暴力自治理想的甘地死在了狂热的印度教徒古德斯枪下，并且他死后印巴分治造成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20世纪一幕惨痛的悲剧。

　　让白厅都相形见绌的布莱尼姆宫象征着丘吉尔不可逃避的贵族出身，他毕生所追求的维多利亚时代那种阶级有序、永恒不变的安全感也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烟消云散，美苏执牛耳，第三世界崛起，“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的昔日荣光一去不返。

　　这两位20世纪伟人之间的争斗、纠葛如同英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纠缠不休的历史一样漫长跌宕，他们都曾满怀理想构建心中想象的世界，都曾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的岁月，达到过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他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昨日的世界但目送我们走向未来。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在其著作《丘吉尔与甘地》选用两者人生中重要的节点并相互穿插为我们讲述了世人眼中并不常见的甘地与丘吉尔。

　　不那么圣洁的圣雄

　　甘地在公众眼中的符号化形象是身着土布的赤脚圣僧形象，他道德高尚，博爱仁慈，在被极端印度教徒古德斯刺杀后，这种殉道的意味更加深了甘地头上的圣雄光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在我们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在政界他是唯一一位代表更高级别人类关系的政治家。”小说家赛珍珠认为，甘地遇刺的重要意义足以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相提并论。

　　但甘地的人生历程并不仅仅是“圣雄”这样一个面向，在丘吉尔看来，甘地是一个邪恶的托钵僧，是现代文明的破坏者，甚至在甘地被刺杀后，他都没有表示一点遗憾之情，他把甘地视为自己一生的宿敌。印度总督韦维尔也对甘地“厌恶至极”，这么极端的观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敌对双方的状态。

　　甘地出生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港口城市，早年在英国求学，青年甘地完全是一副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绅士做派，他对英国代表的西式文明充满了认可赞叹之情。甚至他对印度古老的文化、宗教、信仰的学习都是他在英国非主流文化圈中进行的，当英国人向他问起《薄伽梵歌》的时候，他回答“我深感惭愧，因为对这本圣典诗集，我既没有读过梵文版的，也没有看过古吉拉特语版的”。

　　学成归国后他因商业官司前往南非从事律师职业。在那儿，甘地受到了白人严重的歧视。一天他乘车前往比勒陀利亚的时候，因为乘坐了头等车厢而被铁路官员要求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结果被乘警赶下火车扔在了午夜的站台上。南非的残酷现实让甘地意识到他的肤色和种族在白人社会中就是低人一等的。

　　让他愤怒的不只是种族歧视，而是他受到不公待遇就好像他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地位都一文不值。潜台词似乎就是，如果我是一名低贱的印度苦力的话，我的愤怒就会降低一个等级，我应该忍受这种地位。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对甘地日后的一些言论感到奇怪。

　　布尔战争后，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改善印度人的状况，甘地在自己控制的《印度舆论》上说“督促建立一种新秩序，即白人与印度人共同协作、共同管理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我们深信，我们和白人一样相信种族的纯洁性，我认为黑人和印度人不应该被迫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同一郊区里，这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这样的言论放在今天就是毫无争议的种族主义者，因此赫尔曼认为“实际上，甘地在《印度舆论》上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在推广不同种族应该使用不同的设施，这使得他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早期缔造者”。那时的甘地只在乎印度人是否受到了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这已经暗示了甘地种族主义者的立场。甘地研究专家詹姆斯·亨特认为“他这种用种族定义身份的重要意识将会对他如何看待印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经历为其日后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经验。南非一次次的失败和英国政府的推搪让甘地忍无可忍，他开始思考新的力量源泉，托尔斯泰、卢梭、卡彭特等人的思想给了他启发，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认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而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通过铁路、电报、电话等方式对印度加以控制”。他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是全方位的，从科学、机械到军队，从议会到法律等各方面。

　　这种极端的观点在近代被殖民国家中屡见不鲜，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而对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甚至“刀剑相加”。

　　1912年，甘地在南非送别国大党领袖戈卡莱的时候，第一次穿上了印度的传统服装，日后这个形象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新闻中。

　　赫尔曼在叙述甘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甘地在送走戈卡莱上岸后，他看到四周那些蹲坐在他周围的印度移民而怒火中烧，这些印度移民衣衫褴褛，带着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人居然就在码头方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同胞太无耻了！”甘地认为，由于他们身体上和道德上存在弱点，再加上令人恶心的生活习惯，我们必然会遭到白人的鄙夷。这一刻的甘地有一种文化自责的色彩，而以后几乎就再没出现过。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甘地从西化精英转向民族立场的过渡阶段，当甘地需要领导贫穷落后的印度走向独立时，他就不能过度批评印度的种种不是。

　　甘地在印度领导的运动以非暴力著称。虽然是这样的命名，甘地却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本身就要求参与者具备军人气质，甚至认为只有敢杀生的人才有胆量进行非暴力抵抗”。

　　印度的宗教现实让甘地必须选择一条宗教性的解放道路，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因为印度是多宗教国家，各种宗教势力和矛盾错综复杂。和英国人斗争的时候，大家可以摒弃偏见携手对外，英国人一旦退出，宗教实力争斗导致的内乱就很难避免了。这其中要提到的人物就是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真纳和贱民的代表阿姆倍加尔博士，一个指向教外冲突，一个指向教内反抗。在印度自治成为既定事实之后，英国人无法给穆斯林提供保护，因此真纳无法接受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大党成为印度的领导者，于是要求建立巴基斯坦（Pakistan意为“纯洁之地”）独立自治。贱民问题所展示的就是印度教的种姓问题，贱民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甘地（甘地出生于印度教高等阶层）本人对贱民持友好态度，因此高层正统印度教徒极端反感甘地对贱民的友好态度，但1932年甘地拒绝英国推行的《公民激励计划》让贱民群体对甘地非常不满，因为甘地认为贱民的问题需要印度教徒自己解决，英国人不能插手。

　　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加速了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步伐。在胜利的最后关头，各大势力开始攫取独立的果实，谁将成为英国人的继任者？这场权力之争的大幕即将拉开，主角是尼赫鲁和真纳，作为精神领袖的甘地对时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时任印度总督韦维尔提出了一个复杂怪异的三层管理体系，想把印度的所有群体都涵盖进去。穆斯林和国大党首次达成一致，但是甘地的固执己见让这最后的和解尝试化为泡影，他不赞成英国提出的计划，“因为根据该计划，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将拥有平等的宪法基础”，持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英国人打造的宪法是不会发挥作用的，印度人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后，印巴分治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无疑，甘地通过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抵制各种法律的事实，加速了印度的独立，“同时也在印度社会中酿成了一种无视社会秩序的氛围，所推崇的是一种无所顾忌且激进好战的情绪”。当宗教冲突已经失控的时候，甘地呼吁和平的声音在这时看起来是如此微弱和为时已晚。

　　保守怀旧的丘吉尔

　　丘吉尔在公众心目中最经典的形象莫过于嘴叼烟斗，发表“热血，汗水和眼泪”等鼓舞士气的演说，领导英国人民击败纳粹德国的坚韧政治家形象。但丘吉尔的人生历程和思想立场远比这要复杂。

　　丘吉尔的家族在英国威名显赫，其祖上约翰·丘吉尔是大名鼎鼎的马尔伯勒一世公爵，曾替英国赢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但到了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

　　温斯顿早年的学校生活是一团糟，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三次才勉强通过。伦道夫曾出任印度总督，面对印度严峻的现实，“慢慢意识到，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从一个自称的改革者转型为一个走强硬路线的保守分子”。温斯顿·丘吉尔日后的态度如出一辙：“失去印度对我们而言近乎丧命。”

　　在军事院校毕业后丘吉尔参加过两次战争，一次是1897年印度马拉坎战役，另一次是1899年的南非英布战争。这两次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让丘吉尔深刻意识到殖民地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并且加深了他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他认为“英国不但为印度引入了一个开明的政府，而且引入了法律和秩序，还提倡尊重财产、尊重劳动果实……”并且在孟买和印度南部爆发造成近70000人死亡的瘟疫时，他颇具马尔萨斯风格地评论道：“大自然用她自己的方式控制人口，看到多余的几百万人被毁灭，哲学家不应该为之所动，因为他们的生命注定没有幸福可言。”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展示了丘吉尔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这样的立场植根于他人生的政治基石——以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为最高准则。

　　因为这样的立场，二战时为对抗纳粹他可以和他极端厌恶的苏联合作，同样因为英属殖民地的问题，他可以和罗斯福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威胁要辞去英国首相。

　　丘吉尔经常以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罗马帝国比拟大英帝国，他认为大英帝国和书中的罗马帝国非常相似，“长期的和平”就像毒素一般缓慢而又不为人知地损害了罗马帝国的命脉，逐渐消耗了为了维持帝国稳定所必需的“对独立的热爱、国家的荣誉感、自身警惕性……以及发号施令的习惯”，大英帝国也处于这个危险的阶段了。丘吉尔对西方文明的自信使他对英国肩负教化使命深信不疑，这也是丘吉尔极端反感甘地的重要原因，因为甘地不接受西方标准的科学、法律和文明，也就否定了丘吉尔认定的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

　　这样在今天看起来“政治极其不正确”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却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一战期间，因为丘吉尔的决策导致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惨败，丘吉尔经历了政治上重大打击。一战后的英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经济恢复缓慢，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价值观似乎一去不复返，一切都没有底线可言。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挑战主流社会的思潮此起彼伏。在20年代重回政坛时，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保守分子，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发现自己已经从无所畏惧且领先于时代潮流的人变成了一个坚定落后于时代的人。这反而不是什么坏消息，正是由于丘吉尔保守的态度，对西方文明传统价值的认可，才会坚持住一些被称为“常识”的东西，这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尤为珍贵。正是依靠这些，丘吉尔在得以在二战中坚持己见，领导了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

　　他们势如水火，却又惊人一致

　　自17世纪英国人第一次踏上古老印度的西海岸（他们原本的目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俗称香料群岛），这座日后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就和英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漫长的殖民统治既给印度留下伤疤也留下遗产，英国的文化、政治体制、军队建制甚至语言等均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仍然留在英联邦之中，在英国的非白人种族中，印度裔人口是目前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选择前往英国留学和工作的印度人不在少数，曾经的殖民纽带为这些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印度的情感又是复杂的，一方面现实的需要让他们必须接受英国的遗产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因为遭受入侵而感到屈辱和愤懑。在这两种复杂情绪交错中，印度日渐崛起。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难以想象互为对手数十年的甘地和丘吉尔在一生中只见过一次面，他们看起来势如水火，在大部分的时候像螺旋一样没有交集，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惊人的一致。甘地面对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屡屡碰壁之后，决定在印度传统的文化中寻求印度的救赎之道，并且通过这样的办法赶走了英国殖民者，但他无法靠非暴力和手纺车再领导印度往前一步了。丘吉尔则执迷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和价值观念，在新的世界格局里重现大英帝国旧日的荣光，但那毕竟是昨日的世界了。他们都意志坚强，性格强硬，充满勇气，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依赖意志力，根本无法改变世人看待世界的角度，更无法改变世人对世界做出的种种反应。

　　但是他们给后世以巨大启迪，他们对于个人的影响力能达到何种地步立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他们都推动着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们坚守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和奋斗精神是一笔永恒的遗产，我们不应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