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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茂

　　“70后”著名作家马笑泉的最新长篇《迷城》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之作。从人物活动的空间维度来看，这部小说塑造了一座位于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交替间的古城；从文本叙述的时间跨度来看，这部小说将叙事笔触从以往对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描写，延伸到了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跨度的拉长更加贴近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从文本写作的风格来看，这部小说具有一种冷静、悠长与厚重的意味。

　　在《迷城》中，马笑泉选择以县级官场为主要叙述环境，以两位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熏染的县级常委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了一处复杂而多样的“政治和思想场域”。但作者的本意或许只是将这处场域作为向人物内心延展甚至是向民族传统文化深处探索的一个入口，向读者展现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进入仕途后，面对物质利益的膨胀与权力欲望的放纵如何选择，怎样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的力量与人格的滋养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

　　韩敬群先生指出：“《迷城》虽然写出了真实世界的无奈，却总有一种光在里面。”我以为这种光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来自我们的民族精神。《迷城》中的人物在复杂的“政治场域”中总是试图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努力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翰墨书法以及茶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完成自我人格境界提升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迷城县委常委鲁乐山与杜华章二人大学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又均是从为师走向从政，即从“文化场域”进入“政治场域”。二者均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的熏染，也都爱好书法，但是二者在“思想场域”中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却有着不同的选择与承袭，这也因此使得二者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最终影响着二者走向不同的人生命运。

　　鲁乐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从而奠定了其“修身正己、济世利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家庭的贫困与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的躯体，反而培养了他勤俭节约与安贫乐道的品性。虽然他看起来有些拘谨，却正像《论语》上所说:“刚、毅、木、讷近仁。”可以说，鲁乐山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向读者展示出一位儒家君子应有的担当和使命，同时也凸显出儒家文化在“政治场域”中的积极作用。诚然，儒家思想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若是像鲁乐山一样过于正直敬业，事必躬亲，不懂得适当的妥协，最终只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这样的局限如何改善，调解，或许我们可以从深谙道家保养之道的杜华章身上吸取些许经验。

　　杜华章为人深沉谨慎、含蓄内敛，恪守道家“为而不争”的思想，做事处处留有余地，很少与人结怨。此外，他还具有极强的自省意识与领悟能力，对于“行义”与“用智”之间的转换有较深入的思考。对于政务工作，杜华章并没有学习鲁乐山兢兢业业，随时谋划的态度，而是按照道家的思维方式，化繁为简，将重心放在筹谋等关键节点，以求达到“事少而功多”的境地。他十分欣赏二王的书法，因此性格深处多少也带有些许飘逸和超脱的意味，待人处事上也更加随意温和。而鲁乐山的书法风格则更多深受颜体与欧体的影响，这也反映出鲁乐山一贯方正、严谨、厚重的性格特点。

　　马笑泉精心设置了这两位因接受不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导致二者走向不同结局的人物形象，其意义并不在于非要为儒道文化孰优孰劣做出一个明显的判断，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揭示:“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与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许只是借这两位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呼吁人们重拾几千年前就已经积淀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仁、义、礼、智”等价值规范，恢复这种曾经内化为我们心理结构的优秀民族资源，从而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条件做出理智的思考。

　　《迷城》是一部“有血肉、有筋骨、有道德和有温度”的作品，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层面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作者真实地向我们展示出积淀在人民记忆深处的传统文化基因，以及优秀的民族理性资源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意义与时代价值。

　　（《迷城》马笑泉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