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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的汪曾祺”

——《汪曾祺年谱长编》撰述摭谈
2017-05-15 15:11:4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徐强 编辑:李子璇

  一切人文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化。因为一切人文现象,都是历史形态的。它们有其植根于独特历史土壤中的具体来由,其走向受到具体历史环境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最终又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影响到后续的历史发展。所谓历史化,就是还原历史现场,描述出“作为动态过程”的对象,其中也包含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借鉴和融合。在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曾一度被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才又重新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的自我救赎活动”。

  年谱是将作家和文学现象“历史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全面载述谱主一生行实的传记体裁。自宋以来,年谱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了5000多部年谱。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历来备受重视。近代学者孙德谦曾称誉年谱“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

  因年谱具“知人论世”之便,各类文化人物研究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在古典文学领域,年谱是重要的著述体裁。为近现代作家作谱,晚近也逐渐盛行,《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96年)、《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多为上世纪80、90年代所修。另据统计,较大规模(独立成书)的新文学作家年谱已有约40种,其中半数以上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学作家较大规模的独立年谱,一是多集中于大作家,其中如鲁迅、胡适、闻一多等著名作家已有“年谱长编”;二是多集中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还很少有独立年谱。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例如《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等刊物注重刊发现当代作家、学人年谱,力倡年谱体裁。可以预见,年谱这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著述方式,必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多体兼擅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现、当代,以逾500万字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参与了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跨代作家”:承接废名、沈从文的衣钵,40年代起步于文坛;新中国头十几年徘徊、观望,创作数量减少,但偶露峥嵘就贡献了堪称当代经典的小说和散文;“文革”前夕开始受命参与样板戏创作,经历了一段特殊生涯;改革开放后以罕见的创造力迎来艺术的高峰期,也创造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高峰。从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复杂命运都颇耐寻味,堪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窗口。

  近20年来学界对汪曾祺的兴趣日渐浓厚。据不完全统计,他逝世迄今,作品的各类选本出版百余种,合计印行或逾百万册。在各类现当代作品选本中,他都榜上有名,且往往占据醒目位置。在文学研究界,他也成为晚近“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较有影响的史论著作,都给予他重要位置和较高评价。

  因此,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回顾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散文中自传纪实材料众多,绝大多数是可靠事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报刊上有大量文献、报道等信息;汪曾祺在文坛交游广泛,同时代人的记述、回忆文章中可供采摭的事实极多;他的亲友故旧健在者也能够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加上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等客观条件,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为汪曾祺作一部较详确的年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汪曾祺一生散淡随意,不记日记,不能像鲁迅、胡适等作家的年谱撰述那样有着大量连贯的日记文献可供参考,有关档案尚处于不开放状态。这些都构成史实完全呈现和细节充分描述的障碍,研究者唯有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实,不断逼近、还原其真面目。

  《汪曾祺年谱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从而还原“历史的汪曾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有:族系描述,编年事辑,文献辑佚、系年、校勘、考释,背景及外围材料扩展等。在此基础上,以时序逻辑串联编织,最终形成时间为纵轴,事件的多方面铺展、多焦点透视为横轴的立体人物坐标。

  作品文献工作是作家年谱撰述的首要基础。笔者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编纂,分工执编散文、诗歌、杂著各卷。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年谱充分吸收近年学术界辑佚成果,所载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别集、选集、全集所涉总范围多出数百篇(首、件)。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一生“游于艺”,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风格独具,唯随手送人,作品散佚,难以统计。笔者多方征集,共得300多件,编制书画档案,本谱多数著录,较全面地反映了其艺术活动概貌。另外,作品时代往往关系到作品本身的价值评估,因而系年考释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前大量作年不详的作品,本谱著录时都考辨出了年代。

  在行实考证方面,本谱提出“晦者使彰,明者求详”的目标,奋力拓宽史料来源。广泛征引历史档案、方志、年鉴、新闻报道、相关人士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传记、年谱、各地文史资料、戏剧演出公告等文献。另外,尽力访问谱主的亲友、故交、当事人、知情人,受访者共逾300人,年龄最长者94岁,70岁以上不下50人,很多访问带有资料抢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以往传记中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的一些史事,都得到了较详尽的叙述。辑佚文献也提供了不少新知,例如本谱首次对汪曾祺40年代写给好友朱奎元的一组信展开研读考证,青年汪曾祺的情感、交游、行踪、创作方面过去学界未知的大量事实得以显露。

  年谱这种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无疑是一种叙事。本谱特意将学界流行的叙述学有关理念引入年谱叙事。除了专列“背景纪事”把人物放在大背景下叙述及坚持中间立场、采用多元叙事角度等之外,还在以下两方面作了叙述方法探索。

  一是主叙事与“潜叙事”“亚叙事”的交织。年谱叙事的剪裁与组织,应力求连贯、有机、呼应。在以谱主经历为经(主叙事)的叙事之网上,集结若干反映谱主与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之关系、重要关系人之交往的事件,后者构成众多的“副叙事”“潜叙事”“亚叙事”。例如,通过多点记述谱主与黄永玉的事迹、言语、相互评价与情感态度,似断实连地潜隐了一部二人“相识相知、过从密切、渐疏以至陌路、晚年又互表遗憾、好感和高度评价”这样一个生动情节。这就是附于主叙事线索上的一个“潜叙事”,也是一个“亚叙事”。其中所涉及的材料与情节,对学术界现有成果形成补充与超越。

  二是注意对“不叙述”事件的叙述。“不叙述”(disnarrated)是美国叙事学家普林斯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叙事中那些关于过去或现在并未发生过的事情的文字”。它对年谱撰述深具启示。通常,年谱从正面记述已然发生的事实,但实际还潜存着一个“背面”——生命历程中往往还有很多应当发生却未发生的事情,亦即“可然性”事件。本谱充分注意到汪曾祺生平中的“理应然,实未然”事件。例如,在“文学史影响”方面,注重文学史著、辞书、文学评奖对于谱主的关注与冷落情况,不仅辑录其被论列、入收、奖励的事实,而且注意其本应被关注、实际上却有意无意遗忘、回避的情况,“不叙述”事件往往恰能凸显文学史视野的变焦过程,使历史事件呈现多层次景深。

  总之,本谱努力借鉴历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一方面通过事实材料的收集、考辨、编织,尽可能翔实地描述汪曾祺的生活轨迹及其所处时代之变迁;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过程以及有关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描述,弄清“存在”背后的历史逻辑。当然,历史真相永远是个不断逼近的目标,任何“历史还原”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徐强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汪曾祺年谱长编》〔13FZW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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