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1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直到邓子儒站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庭上，控告日本飞机在抗战时期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刻骨铭心的苍老记忆，像老树疙瘩一样饱经风霜、弥久日坚。

　　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剧作家曾是他青年时期的浪漫理想，那时重庆云集了一大帮大作家、大导演，老舍、茅盾、巴金、应云卫、洪深、吴祖光等，邓子儒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进步戏剧文学的影响。但想当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剧作家，还像一个美梦一般遥不可及。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人民政府轻而易举的就帮他实现了。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所有的文化人几乎都不能做文化了，他的剧作家梦也就戛然而止。到国家安定、政治清明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创作激情了，便转行搞戏剧理论研究，得以在晚年继续延伸一个“老戏迷”骨子里的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让位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以及更多邓子儒无法明白的现代观念。“算啦，我们老逑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佩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吹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键何须小子牵”，这是他晚年另一首律诗中的两句。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不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扮演一个角色，假如他是个好演员的话。有的人终归是要站到前台来的，哪怕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有一次邓子儒在茶馆里和几个老头儿摆龙门阵，说起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些老人家的经历也勾起了邓子儒在大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回忆。摆也摆了，骂也骂了，但一个年纪比邓子儒还大的老头儿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文化人，还在政府里做过事，为啥子不把我们重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啊？那小日本，把我们炸了就炸了，现在提都没有人提。怕是莫得恁个撇脱（轻松）的事情哦！

　　邓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重庆大轰炸，他的一个在上高中的孙女问：“哪个炸的，国民党？”邓子儒当时只有一声叹息，现在他被另一个大轰炸受害者逼到墙角了，他感到了汗颜，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抗战年代的创伤没齿难忘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八年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