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与纳粹: 第三帝国对一个文化偶像的歪曲滥用》（英）艾瑞克·莱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有生之年怎么也无法预料到，在自己离开人世一百多年后，他的音乐成就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国奥地利，而是邻邦德国，当然此时他已经被“强制性改造”为一名德国人。

　　更令人玩味的是，他的诸多作品并不是原汁原味地得到推崇，许多时候都得按照纳粹想法进行“改造”才能登上大雅之堂。也正因为对歪曲滥用的愤慨，一些莫扎特音乐的仰慕者自发成立了跨国界学术联盟，从音乐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莫扎特，比如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远房堂弟、“战后仍旧拒绝德国，拒绝任何和解”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莫扎特虽然35岁时便英年早逝，但他留下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1941年，也即莫扎特逝世150周年之际，德国纳粹大张旗鼓地举办了莫扎特音乐会——帝国宣传机器掌门人戈培尔敦促帝国境内的音乐社群在这一年集中力量，纪念“这位真正神圣天才之伟大和他的作品之美”。戈培尔要求“莫扎特庆典必须无处不在”，事实也做到了“时间上遍布全年，地点上几乎包括帝国境内所有的中心城市”，“几乎所有的庆祝都遵照相似的形式，音乐会、歌剧演出和纪念性讲话交替进行”。被德国吞并，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国土一部分的维也纳，作为由来已久的“世界音乐之都”和“乐都”，自然不会错过这次音乐狂欢，甚至还投入大量公帑（估计超过35万德国马克）。当然，狂欢无法掩饰背后的苦楚：原本就财政特别吃紧的当局，直到1944年还在偿还音乐节的巨大债务。

　　著有《第三帝国的音乐》的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艾瑞克·莱维，通过查阅期刊、日记、演讲稿等大量档案材料，借助本书再现了帝国一手操办“音乐盛典”的真相。

　　在艾瑞克看来，莫扎特的伟大不言而喻，其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亦有目共睹。莫扎特之所以进入纳粹的视野，与希特勒强烈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无关系。纳粹对莫扎特的兴趣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后。经过纳粹的乔装打扮，出类拔萃、在世界乐坛有着重要地位的莫扎特被描绘成“德国爱国者”。为此，纳粹不得不“有选择地援引莫扎特的书信来证明莫扎特德国性”，“把作曲家论证为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那些与犹太有关系的作品，纷纷被纳粹列为改造对象。一些试图坚持本色表现莫扎特的歌剧院以及从业者，明显暗里遭到纳粹的阻挠甚至是公开打压，结果，大批有识之士不得不离开德国，其中就包括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与纳粹将莫扎特理所当然地视为德国人，并认为莫扎特具有强烈民族情怀不同，艾瑞克反倒觉得“莫扎特似乎最不可能成为对纳粹的宣传有用的附加物”，原因实在太多：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莫扎特的“音乐不像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那么容易塞进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必需的条顿英雄主义的模子里”；“除了书信中有几处表现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孤例以外，他并不给人激进爱国主义者的印象，至少不持纳粹所理解的这一立场”；“他的理念看起来是超越国界，而非强调日耳曼霸权的”……事实上，对行纳粹宣传机构而言，最大障碍莫过于莫扎特人尽皆知的共济会的特殊经历。

　　帝国的宣传机器一经发动，自然极尽所能地趋利避害，甚至拿出他们指鹿为马的看家本领。对于那些不利于展现莫扎特“德国爱国者”的内容，他们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努力寻找托辞哪怕牵强附会。如就莫扎特共济会会员的历史事实，纳粹给出的解释是莫扎特“受到共济会的污染”，但是莫扎特“出淤泥而不染”。

　　对于极力渲染莫扎特“德国爱国者”的纳粹宣传机构，从德国移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着实令人头痛。阿尔弗雷德不仅是音乐专家，还是莫扎特研究专家。阿尔弗雷德对于纳粹的宣传毫不接受，反倒撰文指出莫扎特的社会性而非民族性，阿尔弗雷德还“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莫扎特）父子二人都全心认同的一点：对‘军国主义的强烈反对’”。阿尔弗雷德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后站着一大批遭到纳粹迫害的音乐家，此外还有一大批有识之士。如此一来，围绕莫扎特这一人物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画面——莫扎特“既是纳粹宣传的牺牲品，也是1933年后因种族和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德国的人的希望的灯塔”。

　　纳粹对莫扎特的歪曲滥用注定会失败，这不仅从他们对于莫扎特作品包括生平的选择性拼接可以看出，还在于纳粹不可能完成对所有名人的编造，比如除了莫扎特，歌德和席勒都曾是坚定的共济会会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纳粹越是试图将莫扎特工具化，作为政治的筹码，莫扎特音乐的自由、无国界与尊重人性的特征就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纳粹可以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声，但无法从内心左右那些对音乐具有真正鉴赏能力的人。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纳粹统治期间，遭到迫害的除了无数犹太人，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当然其结果无一例外，即不仅是纳粹无法逃脱被覆灭的命运，还葬送了德国一度位居世界科学文化前列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