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冲击，令人开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葛亮在6月1日举办的“遥望北鸢，时光成茧”对谈中表示。

　　2016年出版的张悦然的新作《茧》、葛亮《北鸢》几乎占据各种好书榜榜单，两本书都是历时七年完成，都是将目光投向父辈、祖辈的历史，看似不相关，却又有某种隐秘的相似。6月1日，两位文坛的新势力在北大举行文学对谈，是一次具有历史意味的对话。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一个多世纪前的文字激扬与文学改革，巧合的是葛亮的太舅公陈独秀正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这样一种血脉的流转在新一代文学青年的身上有了独特的传承。张悦然、葛亮所书写的故事囿于一个时代的逼仄、人心与生命的走向，他们所思考的是一代青年人面对历史的态度与诘问。

　　《茧》：温柔新质地，文学新书写

　　张悦然的新作《茧》是2016年最受关注的长篇小说之一，自出版以来迅速登上各大图书推荐榜单。张悦然用一个跨越三代人，历时四十年的故事，既实现了自身创作上的蜕变，又让我们意识到，历史自有它的延伸和流转，历史是每一个个体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观察和思考历史的交接点。

　　张悦然是八零后非常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在这部凝结了七年心力的作品中，张悦然用一种焕然的新姿重新面对广大读者，她带着自己的困惑与思考，用独属于她的那种灵动的语言，在历史的迷雾中穿行。《茧》成功地跨越了作家青春经验写作的过往，而用更为素朴的写作直面一个成长的阴影。小说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的童年是相似的，都在一团完全不知道的谜团中挣扎、突围，想要弄清楚无形中捆绑自己的是什么。张悦然借助两个人的双声部叙述，带领读者看见了他们彼此匮乏而又压抑的青春，同时也跟随他们窥探到父辈间纠葛的恩怨，从而触摸到了一个结了痂的历史的伤疤。这种探寻和把握历史父辈以及成长伤痕的写作姿态，在80后一代的作家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北鸢》：雅性见跌宕，磅礴见敦厚

　　《北鸢》是作者葛亮历时七年，首次追溯祖辈身世，以太舅公陈独秀、叔公邓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长辈的人生故事为部分原型，以商贾世家养子卢文笙的成长为主线，将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上世纪上半期丰盛起伏的断代。

　　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小说中上百位经典近现代人物，群落交织，进退沧桑，浑然磅礴。这些人物或风雅有致，或生性刚烈，或清明知礼，或隐忍智性，尽管时代风云翻涌，命运漂浮无着，可是人生一线，恰似风筝，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

　　上个世纪上半期，风起云涌，在重要的时代转型阶段，每个人都会面对时代的选择、内心的挑战。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文笙的成长为主线，叙写两个家族在半个世纪中的迭转与流徙。树欲静而风不止，如鸢而动，往复无际。因有一根主心骨在撑持，终归家有时。主人公文笙被卢家收养，开蒙、读书、于社会中立足、于安身中立命，岁月涓流，终汇成心底江河，“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

　　作者用小说的虚构笔法叙写祖辈故事，朝夕观之，山水既成，淡笔浓情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波澜壮阔的社会全景，空间与时间跨度宏阔，人物群落众多，但是对于众多人物的把握自如、立体，生命力蓬勃，通篇故事脉络清晰顺畅，将跌宕的人生传奇喻于日常，笔触起落之间，入微而惊心动魄。

　　《北鸢》温润敦厚、正气充沛，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中国人的精气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命运漂浮无着。但一些“有文化传统的人”还总有“一线”在牵引，文化传统精神的时代意义在《北鸢》中力透纸背。在时代的动荡深处，也便可看清一些不变至永恒的东西，沉厚如静水。那关乎传统一脉，不随兴变而动，便是这个民族依存的底气。

　　“异乡”给予我写作的动力

　　张悦然表示，“真正的写作其实是开始于异乡。”她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经验，自己18岁的时候去新加坡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乡愁。“我最开始的写作、最开始的小说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时候会有一种情绪，一个是乡愁，再一个是有一种迷惘，对未来看不清楚，因为看不清楚产生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所以也是我开始写作的一个起点。”

　　葛亮是南京人，在他的眼里，南京是一个有文化标签的、有轮廓的。“这个城市难以促成我的写作的特性，或者说成为我写作的温床。”因此，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冲击，令他开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