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 仁钦道尔吉 郎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就“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认为以西方史诗源于神话来看，中国由于过于早慧，早早脱离神话时代，过上成人生活，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是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史诗不发达就不难理解了。朱光潜先生的看法在很长时间里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以西方史诗为标准来做裁量的特点，而就其关注的主要为汉民族文化而言，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民族的角度着眼，中国是以主体民族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体，而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这部《中国史诗》以丰富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的版图，不仅说明了中国有着种类繁多的史诗，而且表明中国的史诗有别于西方的史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著者指出：“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与此相应的是，全书勾勒出中国史诗的“诗群”现象，如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这些诗群的存在，凸显了不同民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命运的理解，对族群事业的关切。对此，著者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早期的如创世史诗、抢婚型史诗、考验婚型英雄史诗、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英雄史诗等，中小型英雄史诗如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狩猎型史诗……从这些类型中我们可以窥见不同民族曾经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精神的特质。

　　由于各个民族、不同部落的具体生活遭际不同，他们的史诗中即使是对同一个主题，也形成了差异性的表达。譬如，“英雄与马”是北方英雄史诗中永恒的主题，但在具体的史诗中表现却各有不同，像在《艾尔托西吐克》中马是英雄的守护神，而在《库尔曼别克》里，马则是英雄的生命，最特别的是《阔布兰德》中，英雄的妻子用最好的乳汁喂养马、亲自调教马，凝聚了母亲般的爱意。正是这样的富有差异的想象和表达，构成了中国史诗整体上的个性分明、丰富多样和绚丽多彩。

　　这些不同的形象特质在根本上联系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可以说，中国史诗中凝结着的各种精神象征，蕴涵着的各种叙事母题，构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也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丰富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史诗》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讲述，对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态文化资源的构成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资料。

　　这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诗的传播所呈现出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和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例如，著者指出，蒙古英雄史诗在形成过程中，有萨满教、佛教的影响，有突厥叙事文学的来源，有印度、波斯史诗和故事的影响，还包含汉族传说、评书和民间故事等因素，又如，藏族的《格萨尔》的传布造成了蒙古族的《格斯尔》，后者在传唱的过程中又丰富了蒙古族特有的内容；再如，乌古斯部落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在乌孜别克、哈萨克、土库曼、阿塞拜疆等诸多突厥语民族中均有传播。正如著者在描述突厥英雄史诗时所指出的：“一些部落史诗逐步演变成跨部落、跨部族、跨民族、跨地域的史诗。”从现代国家观念来看，有些史诗的传播甚至具有跨越地缘文化政治的意义，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跨文化交流空间有了更新的想象，对我们认识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价值。

　　书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史诗是以口头产生、发展并流传至今的活态史诗，这一生存状态是中国史诗与印欧史诗的主要区别。正因此，书中对每一种史诗的介绍，都尽量吸收了许多民俗学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成果，涉及对口传方式、说唱艺人、传唱仪式的描述。如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禁忌的描述，对“玛纳斯奇”（玛纳斯的演唱者）家族谱系的介绍。小说家马原在他的名篇《冈底斯的诱惑》中，写到沉默寡言的青年藏民顿珠，一次外出放牧，遭遇种种神奇之事后，突然想唱歌，开口就是格萨尔的传奇，仿佛他原就从师多年学唱这部恢弘的民族史诗。《中国史诗》让我们看到，马原的这一“虚构”实际上来源于史诗传唱艺人的普遍情况。如著者介绍巴扎8岁时昏睡七天，梦中受托，醒来顿悟，能够生动、流畅地说唱《格萨尔》。这种情形出现于多种史诗传唱艺人那里，被著者概括为“神授说”。这些虽带有传奇色彩，却共同说明了艺人们惊人的记忆力，也表明史诗的传唱自古以来口口相传，成为民族生活的有机部分，为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不绝的资源。

　　在凸显“活态史诗”的存在状态的同时，《中国史诗》对各种史诗的不同文字版本也进行了详尽的溯源性梳理。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政府相关机构，对各民族史诗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著者介绍了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史诗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情况，尤其是对《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大型史诗的研究。在这样的介绍里，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本书著者视野的开阔，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一种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加强整理和研究的紧迫感。当然，我们更欣慰于像苗族口传的史诗《亚鲁王》被发现的情况，这类最新的一手的资料，在全书中随处可见。所有这些都在表明，著者力争为我们提供最新、最全、最完备的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资料。

　　这是一部厚重的著作，不管是在中国史诗的观念表达上，还是在中国史诗的存在样态描述上，都堪称中国史诗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的民族发展历史、民族文化和宗教、民族文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跨文化传播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性价值，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