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美）柏理安 江苏人民出版社

　　迄今为止，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征服中国》主要分析的是公元5世纪前佛教在中国初传及发展的过程及特点。自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在这本书中，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以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

　　但在我看来，本书的书名似有夸大之嫌，而且不完全准确。许理和所描述的文化景象，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落地生根的中古早期。学者马勇认为，此时的佛教传播层面和影响有限。佛教真正进入民众日常生活，乃是在本书所述时间下限几百年之后的宋代。以此计算，佛教从传入中国，到深入中国民众生活，实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影响式微，在中国则发展出了禅宗。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确实有其开放性和包容性。

　　美国汉学家柏理安的《东方之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作者看来，1579至1724年耶稣传教团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传教士在近代首次直面中国文化。柏理安重新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走过的道路。这本书首次使用了在里斯本和罗马发现的大量相关文献。这个故事跨越几个大陆并穿越几个世纪，揭示出东西方早期碰撞中政治、文化、科学、语言学及宗教因素交织的复杂性。

　　而英国汉学家白馥兰更关注中国人创造力的停顿。《技术·性别·历史》一书认为，在技术方面，中国曾经有过创造力丰富的繁荣阶段，中国文明有着世界上最精湛的技术。然而，在1400年前后，中国却开始步入到一个技术上止步不前并日趋衰落的时代。然而在另外一种历史叙事中我们却看到，明、清帝国这位技术上萎靡不振的巨人却生气勃勃，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华帝国的富裕、强盛至少持续到18世纪末。这两种表面上互为矛盾的历史叙事，到底说明了什么？作者让我们看到其表面上的矛盾性之下的相容性。

　　白馥兰的理论基础，最近受到了挑战。英国某大学与北大一个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显示，在中世纪，中华帝国并不比欧洲国家先进。这样的对比，需要大量的史料支持，当然，也需要更多更扎实的历史研究。

　　《“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是日本汉学家森正夫的论文集，14篇论文关注了从耕织到绘图、建房、开药方或者写文章等不同技术，对于日常生活中宏观与微观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晚期帝制中的治理手段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深刻见解。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性别原则被编织进整个帝国的经纬脉络当中，上至宇宙观以及统治理念，下至国家建制的物质基础以及家庭环境中的日常实践。

　　而德国汉学家艾约博的《以竹为生》则是一部以时间为轴的纵向社会史著作。该书记载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夹江县是四川境内的山区，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传统上，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产出的毛竹为原料从事手工造纸谋生，并围绕这一核心技能形成特定的亲属关系网络和社区组织形式。进入20世纪以后，夹江的手工造纸技术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冲击，改朝换代、战争、革命、集体化、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这些发生在“城乡鸿沟”宏观背景下的每一项重大社会变革都促使造纸人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重新定义身份认同。作者追踪了知识分配在一个世纪内的变迁，这导致了对技能的控制权大量地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初级生产者转向管理精英，从女人转向男人。在作者看来，造纸技能是一种资源，是分配和争夺的对象。作者从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从一项传统技艺个案入手来介入对大问题的思考：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着20世纪的中国农村。近年来，描述某一个时间段中国某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被各国汉学家采用，或许，这就是新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