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的部分著作

杨光祖

　　生于1969年，甘肃通渭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国内外权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出版专著6部，参编教育部统编教材《审美学》1部。曾荣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一等奖，甘肃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发出一种人类的声音，他体现的是人类的尊严和良知。作家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用富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他们是为思想活着的人，是为理想活着的人”。对于作家，杨光祖是这样定义的。

　　文学评论对于普通受众来说是个比较严肃和陌生的词汇，那么做文学评论的人是否也是刻板严肃、不苟言笑的人呢？此次记者采访的正是文学评论家杨光祖。见到杨光祖时，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人很难与那个用词犀利的评论家划上等号。他说，我评论只是就事论事，出发点是对于作者的尊重，希望对方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他说：“我家祖祖辈辈几乎都没有读书人，小时候就跟着爷爷放羊。年幼的我很内向，不愿与人交流，我喜欢上写作源于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我给家里的糜谷看麻雀，坐在田野里，看着蓝天白云，远处金黄的麦浪，心思乱飞，就坐在烈日下，一连写了5篇作文，开学交给了语文老师，得到了表扬。也许是小时候性格很内向，所以文学成了一种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渠道。”

　　1982年9月，杨光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镇上的中林学校。“那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喜欢阅读琼瑶的小说，但我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那些调皮、反讽的文字，入木三分，精彩至极。即使到现在，我依然在读他的作品，并且越读越喜欢，他的作品也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他深情地说。

　　1984年转学到了通渭一中，那时候正是全国中学文学热的时期，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文学社。通渭一中当然也不例外。学校还给文学社一定的资金支持。杨光祖说，他的写作热情也是那时候被激发的。《语文报》、《中学生文学》是每期必读的。那时候他的偶像就是同龄人，《语文报》推出的那些文学之星，比如，田晓菲、马萧萧、洪烛、邱华栋等。他当年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县、地区的作文比赛，并经常获奖。

　　1989年上大学之后，杨光祖非常迷恋古典文学，甚至在大学时代的诨号就叫“杨古典”，他的老师甄继祥在课堂上公开说：“读书当如杨光祖”，还把这句话写到黑板上，并允许他可以不上《古代汉语》。受到如此“优待”的杨光祖并没有听老师的话，依然兴致勃勃地跟甄老师学习古典文学。“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是古代汉语、唐宋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是每期必读的。那时候我还觉得搞现当代文学的人没有学问可言，然而光阴流转，如今的我已经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十多年了。”杨光祖说。

　　杨光祖第一次对评论产生浓厚兴趣是在1998年。当时在庆阳工作的作家马步升到省委党校培训，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马步升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非常喜欢，那种粗野、恣肆、洋洋洒洒、大气磅礴，慑服了杨光祖。于是，杨光祖主动跑到省委党校，认识了马步升，并为他写了几篇小评论。未料从此就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

　　2000年9月到2001年7月，三十而立的杨光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访学，但每天却在哲学系听课，主要是听西方哲学。“我感谢北京大学的陈嘉映、靳希平、赵敦华、吴国盛等老师，他们的演讲的课程，给了我人生旅途极其深厚的喜悦。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开阔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当我再反观现当代文学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现当代文学领域，我最佩服鲁迅先生，他的文字功夫、思想境界，至今无人企及。在我心里，当代文学还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比。我认为，文学不是拔河，哪边人多，哪边就能赢。当代文学就小说、散文而言还无人能够超越鲁迅，当然，我对那些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作家都抱以真挚的敬意。”杨光祖诚恳地说。

　　在这之后杨光祖开始大量阅读作品，一年中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一般在一二百本以上，这还不包括担任各类文学奖评委时阅读的作品。那时候集中大量的阅读，也是辛苦而快乐的。他说，在他阅读的当代长篇小说中，他记忆深刻的不多，《白鹿原》就是其中的一部。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有许多的瑕疵，可有一点却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它的博杂，它的厚重，或者可以说，它是一部经得起多重阐释、持久阅读的作品。杨光祖曾经撰写过一篇评论《田小娥论》，得到陈忠实的肯定。杨光祖认为，田小娥是《白鹿原》的一个核心人物，白嘉轩是主要人物，但不是核心。可以说，通过田小娥可以把《白鹿原》中几大政治社会力量聚集起来，而且通过她搅动了这些力量。很多论者给予了白嘉轩太多的褒扬，太多的溢美之辞，其实，他也有封建礼教的刽子手的影子在，这一点通过田小娥表现了出来。陈忠实在表现他作为族长正直、公正的一面时，也没有忘记他的另一面。这就是陈忠实的了不得。他说，通过田小娥，可以把《白鹿原》真正打开，看出它的丰富和深刻。

　　杨光祖说，一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朋友，读了他的《田小娥论》，很有感触，说有思想，认为文章中对儒家的思考是很深刻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很不满意，说对儒家的批评太尖锐了。这些朋友是新儒家。他们的不赞同，我是理解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杨光祖对大陆新儒家的不太认同。

　　谈起自己评论过的作家，杨光祖说:"我评论过的作家很多，大多数在写评论的时候，还没有见过面。我评论作品也不会顾忌跟这个作家认不认识、熟不熟，只是就作品谈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记得有次在北京开全国青创会，作家红柯正好坐在我的旁边，而我正好刚刚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小说。当时见到他我略有尴尬，不料他却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你的文章我看了。我说不好意思。他说，没关系，你能主动去买我的书，并认真读完，然后撰写了一篇文章，我很感谢，这才是真正的读者。红柯的这席话让我非常欣慰。虽然大部分作家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作家要有听真话的胸襟，哪怕真话是刺耳的。如果一部作品只是得了很多奖项，或者是千篇一律的叫好声，那么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文学评论需要说真话。而说真话，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但文学评论不能仅仅停留在说真话的层次，那个太低了。优秀的文学评论必须具备思想，必须有思想之光穿透文本。”他最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升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他本人也在这个方面不断努力，他说，他阅读的哲学书籍，不亚于文学书籍。他对当下中国哲学界的熟悉，不亚于文学界。他骨子里喜欢哲学。而真正伟大的文学，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如果评论家没有思想力量，你就无法穿透它，看出它的好。你的批评文章，就显得很浅薄，没有意义。

　　杨光祖坦诚地说：“很多人对文学评论有误解，他们认为文学评论不能批评，把我们划为酷评家，简单地等同于‘骂’。我觉得这个字太简单粗暴了。我看到值得评论的作品才会去评，而且评论仅仅就作品本身而言，指出作品的问题。是为了文学更好地发展，何‘骂’之有呢？我从事文学评论也近十几载，说句俗套的话就是‘痛并快乐着’。”杨光祖说，他如今翻看早年的批评文章，有些确实有点太犀利，这些文章，他都没有收入自己的评论集。他如今评论一部作品，更愿意含蓄一点，话要说，但要说得委婉一点，这样作家容易接受，而且文章也更有艺术性。比如，最近几年写的评贾平凹《带灯》、莫言《丰乳肥臀》的两篇文章。

　　当谈到文学批评与理论的问题时，杨光祖说，文学批评肯定需要理论，否则文章就很难深入。但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理论感。有些评论家特别喜欢搬用西方文学理论，硬套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上，其实作家别扭，读者也感到别扭。理论是必须内化到评论家的骨血里去，然后再体现为审美直觉，以文字表达出来。法国评论家乔治·巴塔耶说，要在那些概念里非知性地深深地活过。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理论不能仅仅是几件花衣裳，需要的时候，就穿在身上。

　　访谈结束的时候，杨光祖黯然地说，甘肃作家都有一个创作后劲不足的问题，用他的话说，45岁现象。甘肃的很多作家在45岁以前，创作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一过45岁，就慢慢地退隐了，不见了。让人感到很可惜，就只差那么一口气，就没有上去，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作家。这是什么原因，确实值得研究。他说，我也过了45岁了，也有一种没有力量的感觉了，好像要再上一个台阶，是很艰难的。尤其作为评论，要走上全国层面，就更难。但甘肃文学要发展，必须要打破这个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