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人》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黄夏

　　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有两部作品为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政治小说”《总统先生》（1946年）通过塑造一个具高度抽象性的独裁者形象揭示了拉美专制制度的罪恶和人民大众的疾苦；“社会小说”《玉米人》（1949年）则广泛吸收印第安神话，大量使用极具地方特色的民族语言，刻画了一幅从山区、乡村到集镇、都市的亦真亦幻的印第安风俗画卷。后来的拉美作家或多或少循着这两条路子进行创作，阿斯图里亚斯也是他们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7年）的小说家。

　　需要说明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完全由拉美本土而生，其一部分根源在欧洲。具体到阿斯图里亚斯，他从小随家人生活在印第安土著居民中，成年后一度客居欧洲，耳濡目染欧洲各个流派的超现实主义艺术。阿斯图里亚斯自称，“我的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同土著人那种介乎现实与梦幻、现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思想方式相一致。”《玉米人》即是外埠与本土两种艺术、两种“思想方式”高度一致的典范。

　　《玉米人》没有核心故事，其线索是漫溢散射式的。小说以土地争夺战展开，印第安酋长伊龙率领的部落，在政府骑警队和投靠政府的印第安人的双重围攻下惨遭屠戮，部落萤火法师临死前施下毒咒。多年后骑警队队长死于“第七次烧荒”，投敌的印第安人则被杀的被杀，绝后的绝后；幸存的小女孩玛丽亚·特贡为盲人戈约收养并与之成婚。玛丽亚离家出走后，戈约踏上寻妻之路，不幸锒铛入狱，他在狱中邂逅从未谋面的儿子小戈约，一家人总算团圆。这部小说的时间设置非常别致，以断线跳脱而非连续性的方式铺设（读者在阅读时未必马上能觉察到），其中的罅隙埋伏了种种人生的悬念。我们看到，只需一代人的工夫，萤火法师的诅咒、“第七次烧荒”、“玛丽亚·特贡峰”，等等，都成了传说和神话。

　　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魔幻色彩，主要是心理上的超现实主义。换言之，“魔”由心生，作者精确地抓住了人在危急、恐惧、彷徨、忧郁、焦虑……时的心理活动，将之投影于外物，通过外物施之视觉、听觉、感觉上的变形，反映人心的扭曲和变形。托马斯先生设毒计害死酋长伊龙后，眼睁睁地看到一只预示断子绝孙的“嘤嘤哀鸣的小鸟”不离妻子左右，即是其恐惧的心所造的幻影；骑警队夜过森林遭遇颠簸起伏的大地、缠绕虬结的树枝、殷红似血的月亮、如蝗虫漫天飞舞的落叶，则是群体参与屠戮印第安部族恶有恶报的心理反应。作者写得最妙的是盲人戈约，戈约失明时才能认识玛丽亚的美善，复明后反而认不出她了，亦即他借以“看见”玛丽亚的是“心眼”，而非器质性的眼睛，这“心眼”注入了满满的关于爱情、信仰和生活的美好想象。一旦“真眼”复明，“心眼”闭合，他看到的则是满目丑恶，不拘世间的抑或人心的。

　　本书还写了大量印第安神话和传说，如上文所述，有些传说只需一代人就能成形，还有一些则是人为编造的，山寨味甚浓。但我们未必能将之当成“迷信”一棍子打死，盖因这些东西的产生有其人文、社会和心理上的渊源。托马斯先生失去儿子后，臆造了儿子变成“萤火天灯”的传说，反映了失独父亲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玛丽亚·特贡峰”作为离家出走的妻子的象征，投射了留守丈夫孤身只影的失落和渴望……这些东西当然是愚昧的，但它们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如果换作今天的大都市，用以慰藉人心的，恐怕就是电视、电台、网络、报纸上的情感专栏了。这些东西讲科学、讲真理吗？还是听听《玉米人》中蒙查大婶的说法吧：“真也罢，假也罢，反正它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是这儿的大自然的一部分。生活是不会消失的。生活里包含着各种风险，可生活永远不会消失。”

　　此外，书中关于“人神合一”、“人兽合一”的描写，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叙述在邮差尼丘/野狼、巫医库兰德罗/七戒梅花鹿之间来回切换，则代表了印第安民族特有的世界观。玉米养人，是人的血肉的来源，人因之繁衍子孙，延续后代，人死之后复归尘土，作为养料供玉米茁壮成长。这种“人—玉米—土地”的共生关系使印第安人形成一种朴素的伦理观：卖玉米和土地即是卖血肉和子孙，烧荒毁林不啻截断土地的经脉，滥垦滥伐更是污染其血液。这种观念与其说挑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道德制度，毋宁说是某种人类共同价值的阐发——信仰万物有灵，继而尊敬我们的地球，总要好过不计后果、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玉米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