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创作是一项艰巨工作，没有对文学的坚韧执守，没有对世事人情的深广情怀，是很难创作出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在这个意义上，钟兆云的传记文学创作值得肯定。他的新作《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在充分尊重历史、力求还原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想象，合理设置虚构，以紧凑迂转的情节、生动精彩的画面与广阔开阖的情境，全景式展现了清末民初那个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代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冲突的图景，形象表现了辜鸿铭传奇的遭遇和鲜明的个性，在追溯代会之际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和生命抉择的同时，启发人们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探求和思考，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钟兆云深知传记文学真实性的重要意义，他一直严格遵守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在行文下笔前总是充分做足史料收集、归整和梳理的功夫，不仅对史书记述认真查考，而且对传闻逸事、稗闻野史也一丝不苟地查验。有评论家提出，传记文学与虚构小说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作家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人物，因此传记文学始终不能离开历史人物、事件乃至环境的真实真切的描述，传记主角如果失去了真实存在的背景，也就缺失了呈现真实的舞台。但事实上，在创作中，所谓“真实存在的背景”其实是很难呈现的，面对层积如山、翻涌如海的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景观，要做到出入冗繁而条理清晰、往来细碎而认知清醒、迂回是非而判断独立，这绝非一时一日可以达成，而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历史知识积累和严谨扎实的史料整理方法的掌握，而这恰恰是钟兆云擅长且专注的。从事历史研究和人物传记写作20余年来，他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耐心细致地搜集传记主角的书信、手稿、档案等文献、照片和音像资料，而且结合外出实地调查、走访问谈，以考察观感印证文献史料，以鉴别比较推进思考探求，以辩证思考升华体会经验，从而形成了稳健的文风。

　　然而传记文学归属于文学最本质的特征仍在于其“艺术性”，这也是传记文学与历史研究根本不同所在。要形构曲折生动的故事，塑造形象饱满的人物，传达意义充实的精神内涵，光有详实的历史细节和真切的历史情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灵活的文学表现手法和适度的艺术审美想象，这就在无形中拉近了小说与传记的天然联系。《辜鸿铭全传》就很好地糅合了传记记叙和小说虚构二者的特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贴近实际、走进读者，做到了“真实”而“好看”，达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交融汇合。平心而论，要真实还原辜鸿铭这位清末民初的“文化怪杰”“国际巨星”实非易事，他同时又是一位性情古怪、狂狷桀骜的“另类”，不仅有为人们所熟悉的大放厥词的“茶壶多妻论”和尖锐犀利的“有形的辫子与无形的辫子”说，还有奇异的“恋足癖”和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偏执。这样一个集伟大与粗鄙、深刻与浅薄、矛盾与复杂于一身的人物，对传述者提出了相当高难度的要求，除了自身必须拥有深厚丰富的东西方知识、纵横宽广的文化视野、客观独立的历史态度和审慎思辨的生命价值观，还要掌握相当高的艺术审美创造能力，才能保证传记作品情节饱满而又转折丰富、人物真实而又鲜活生动、情绪恰当而又层次深入。钟兆云灵活运用小说全知全能叙述视角掌控全局而又有所深入，恰当发挥虚实相生笔法纵横开阖而又调整节奏，通过舌战群雄的精彩论辩、往来鸿儒的社交活动、传道授业的文化传播，乃至一些合理虚构，达到还原历史情境化、丰富人物立体性、增强阅读审美体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读者成功展现了一个立体、复杂、矛盾、综合的辜鸿铭。

　　当然，拥有扎实历史考据和丰沛艺术想象，最多只能算是一部合格的传记文学作品。《辜鸿铭全传》对晚清民初社会文化全景和人物角色性格，并非一味地展示和简单地刻画，而是有着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粹的同时，也对其中的专制保守、封闭愚昧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审视和批判西方文明工具理性的强权功利时，也不忘充分肯定其强调科学精神、张扬个性的进步意义。通过对辜鸿铭及其生平的传述，钟兆云探索并思考了东西文明、新旧文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等重大问题，也为新世纪日益走向世界的炎黄子孙如何谋求民族国家的发展、坚持文化自信、赢得西方世界的尊重，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袁勇麟

　　（《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钟兆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