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红网 > 读书频道 > 正文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夜雨西山|苏东坡与王安石

2017-08-25 09:18:27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祝勇 编辑:王嫣

[北宋] 王安石《过从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

  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吕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警告皇上说:“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34岁。

  宋神宗说:“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频道精选

综合资讯
企业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