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孙 犁著 中华书局出版

　　余佐赞

　　孙犁晚年虽说是野味读书，读得比较杂，但细索其购书记录和读书笔记，还是能发现他的一些读书的规律。比如他买书，早年是率性而买，甚至总结经验是：“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野味读书》）进城后，购书一般是按照鲁迅书账去买书：“《鲁迅日记》的书账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账买书的。”（《买流沙坠简记》）又，比如他读书，早年是学以致用，但进城以后，就感叹：“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我和古书》）

　　孙犁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读书感想，但写得最多、最为动情的，还是读史笔记。在他的读史笔记中，写得最感人的又是读人物传记后写的笔记。由此，对于怎么写历史和怎么写传记，他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 （《读〈燕丹子〉》）又说：“文学家不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与友人论传记》）还说：“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表、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三国志诸葛亮传》）孙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常是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动人。

　　孙犁在《读旧唐书》中的《陈子昂 宋之问》篇文末，有议论曰：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孙犁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包容的，这个观点他在很多地方都曾经说及过。比如在《辽居稿》中，说罗振玉当时在辽东忠心于溥仪，往来日本，为建立一个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而后评论说：

　　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时的判定与淘汰。

　　但行文到最后，孙犁还是说：

　　当然，学术也要与政治有所分列。罗振玉写的金石跋尾，后世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参考的。

　　孙犁是一位真实的作家，他读史书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在他自己评定别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宽容的。孙犁也是一位敏感的作家，其晚年偏好阅读史部的传记，是有原因的：“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泾河。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献二》）孙犁的气质决定了他阅读的选择，他就是一位比较凝重的人，所以尽管读史使人沉重，但他还是选择了读史，他说：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阅读孙犁的读史笔记，我们发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和现实中人们说的所谓的自私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这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无比冷静的作家。

　　这本《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题记，还有书衣文字。四库全书中的史部有十五大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书大致按照正史、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和目录等这一顺序编排。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对于更好理解作者读史书的心得有所裨益。

　　孙犁的文字，尤其是读书札记、书衣上的文字，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衣上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 随笔谴兴，性情随见，醇如美酒，历久弥香，越发让人爱不释手。至于编选这样一部孙犁读史的文集，来呈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孙犁其为人之孤傲和为文之恬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