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沈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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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1940年1月的“高陶事件”，在中国抗战史上是值得记住的一刻，此刻正处汪伪缔结政权的前夕。随汪精卫出走的高宗武、陶希圣，临阵悔悟，自沪而逃，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之于众，顿时，日帝的诱降阴谋，汪氏的卖国逆流，不啻于那没穿衣服的皇帝显摆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轰动世界。对于这段历史，高宗武远遁美国后用英语写成的《高宗武回忆录》闪烁其词，陶氏之子陶恒生也写过一本《“高陶事件”始末》，尚算不为尊者讳、亲者隐。真相究竟如何？过去一直众说纷纭。历史的真实也因特定的政治需要，烟云迷离，而有所改变，直接影响到人们、历史教科书及主流学者对历史发展的看法。

　　一段历史存在的真相，倘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审视与反思，反思形成一种客观的认识，必将会无法改变人们被胜者为王的革命史观牵着鼻子走的宿命。尤其对一节已被尘封70余年、涉及国民党、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历史，因这样那样的政治意图而被隐没真相。陶希圣的外孙沈宁，并没因外祖曾盲从汪伪出任过中宣部长，而试图用文字对其进行不光彩的翻案，让我在憎恶日本侵略行径时，读其回忆录《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所表现的另类历史，表示理解、赞同和钟情。

　　《牢记》以交待嘉兴沈家的日本渊源写起，写到翰林编修祖伯十一公公痛陈甲午海战，写到陶希圣“九一八”前曾是北大教授。若非日犯中华，沈家先辈或有很好官运，外祖会成著名学者。然因日本的侵略，陶一介书生，挟笔从政，虽已贵为蒋介石的侍从官、蒋经国的授业恩师、国民党的参政员，而被持久战吓倒了。他对抗战颇是悲观，加入“低调俱乐部”，甚至忘记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而遁逃河内，辗转香港，抵至上海，中节险亏，幸迷途知返，冒死逃离，揭露汪伪卖国密约，重返陪都重庆后，再为蒋介石“文胆”，写成《中国之命运》而名世。

　　沈宁写自己的“牢记”，也写沈家的“牢记”，以自己从家人口中听来的真相，同课本写的、老师讲的、外人说的、电台播的、报纸传的，都有很大的出入，都是另一种表述。许是陶希圣的那段屈节往事，及后来死忠蒋氏而偏安一隅，而遮掩住整个家族集体抗战的真实：其堂姐夫范长江曾在抗战初期为战地记者，以出色报道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而闻名新闻界；叔叔沈其如少年从军抗战杀敌，至抗战胜利时年方21岁；姑父王蘧常虽一代醇儒，却夫子抗战，频频写诗著文为抗战的勇士烈士壮行做赞；堂四哥沈诒出身翰林家庭却参加了新四军，家人多为国民党人、民盟领袖却另类地成为了共产党；堂侄沈人燕加入空军历武汉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后，不幸英年殉国；做小学校长的祖母褚惠子在浙江嘉兴日战区内﹐坚持教授孩子们学习中国文化﹐获颁政府“劲节高风”大勋章，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抗战。其外祖舅公万耀煌军长率第十三师，血战于淞沪会战；外祖伯父陶述曾参加领导建设滇缅铁路、公路的修建和拆毁﹐并在昆明为美国飞虎队修建军用机场；外祖父陶希圣迷航归来后，主笔《中央日报》社论，向人们传递欧洲同盟军节节胜利的喜讯，并断定“日本将立即投降，不会等到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陶家儿女为助父反正，以身试险，巧用计逃出日汪魔窟。其岳父孙定国将军，更是为投身抗战而投笔从戎的儒将，曾为晋绥军虎将，与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协同克日作战，后率万余众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太岳纵队……这些英雄的名字，这些抗战的事迹，有为世人所知的，但更多的被如烟岁月湮没，却足以为沈宁所自豪。

　　一个联系本家、外家和未来妻家的大家族抗战，都曾为了国仇而忘我不惜，都曾经历异乎寻常的苦难，都曾有各种各样的抗战表现，虽非一线军民殊死抵抗那般的英勇激烈，但同样值得后人“牢记”。历史因林林总总的选择，而隐含了不少政治需要，但真相就是真相，后人没有必要去为某些人诿过，另将某些人或遗忘，或扭曲，那只会让史学的存疑和待议，更加迷茫、误导和颠覆史书对史实的认识和判别。沈家二伯钧儒先生，为著名的“七君子”之首，大义凜然，为号召中国坚决抗战﹐身陷牢狱终不悔﹐大书“还我河山”悬于铁窗，为青史所铭记。

　　我们有必要牢记沈宁父亲苏儒先生，是他第一个将抗战胜利的喜讯报告给国人。1945年5月，沈苏儒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被沈钧儒介绍到在重庆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任英文翻译，每晚定点收听美国旧金山电台的新闻广播，接收最新国际战况，记录下来﹐译成中文﹐送交中国政府和重庆各媒体。8月15日晚﹐沈照常上班，刚开始不久，便听到旧金山电台广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调大音量，再次收听，直到听见三次同一报导，他才意识到是怎样的一个巨大喜讯传过来了。半小时后，重庆电台正式广播沈苏儒转译发布出来的这条新闻，所有重庆报纸都赶印号外。这个细节，这个家族的抗战细节，若非沈宁《牢记》翔实叙述，很多人如我孤陋寡闻，只知道大人物在刀光剑影里纵横阖捭，而不晓小人物在第二战场上竭心尽力；只记得党派军队在鼓角钲鸣中制胜千里，而模糊普通家族甚至家庭在艰苦卓绝里历尽劫波。

　　这样的家族，是中国人赤血抗战的一个缩影。其中史料性的图像，更是历史的一串见证。若非其中有陶希圣、沈钧儒、范长江这样的著名人物，我想必然有很多历史、很多悲壮，很多委屈，都不足为外人道哉。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国人，直面日寇铁蹄践踏的血腥残忍，而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重温历史，单凭政治化的史料或娱乐化的神剧作依据，而将一些真相弃置或作为反面典型的代表，都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遗忘一段历史真相，或淡化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对历史不公平，对历史人物不公平，对他们的后代也不公平。

　　沈宁虽未亲历抗战，也没有想象那从女人裤裆里掏出手榴弹与敌拼命的猎艳夸饰，更不会虚晃那手劈顽敌如刀枪不入的神侠伎俩，但他小时候偶尔听长辈们欲言还休、道说犹掩地说过些不为人知也似惧人闻知的抗战回忆，让他不甘忍耐、不能寂寞，而拿起笔记述他听到的真实。唯有此以尊重历史的真实为基础，而不去为适应时代变局而遗忘历史，那将不会成为政治的隐恶和盲点。沈宁试图还原被政治封闭的、人们遗忘的、自己“家族的抗战史”，也期待在真实的历史变迁进程上，影响“我们每个人都能写下一个或两个家国抗战英雄的故事，那么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无论经历多少岁月风雨，都“将会被后人世世代代牢记”。

　　该牢记的，有甲午海战的剧痛，有浴血抗战的惨厉，有国共合作的振奋，有抗战现场与背后的挣扎和幸福，以及胜利狂喜过后的伤痛。沈宁勾勒争取民族独立的风云变幻，记录那些足以让我们牢记的日本侵略史和中华抗战史的血色印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明治维新后日本野心家把侵略定为国策，剑指中国；1931年日军少壮派制造九一八事变，使中国东北长期沦陷在铁蹄之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肇启八年中日之战，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征战残杀。日本好战分子炮制的化学武器、“慰安妇”、细菌弹、活人坑、大屠杀……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不能遗忘的损害、残酷、耻辱和悲烈。

　　《牢记》架构篇章式回忆录的形式，流走长篇叙事散文的历史记忆，记下了沈氏家族数代十余人加入到抵抗外侮的战事中，不惧风险乃至牺牲死亡，成为了后人敬仰的榜样、精神、风骨和亲人，但因为不同的政治选择、人生沉浮，绝大多数的人物或事迹没有见诸历史记述，被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军事对抗和社会排斥隐微在真诚的谎言中。沈宁不因亲人悲烈的壮举而肆意夸耀气节，也不大肆宣扬而隐蔽短暂的人生迷离，实事求是地追思他们的历史表现和定位，引领我们重温抗战史上少为人知的现实和悲剧。他反复记叙的亲人抗战都已过去，我们在对那一幕彩色正剧不惮遗忘的同时，不妨重新记起那些曾为民族抗战奔波伤亡的风云人物和无名英雄。我们不能声言此中文字都是历史人物的本真心语和客观事实，但其所表现的大人物、小人物追求国家独立、百姓安乐，完全值得我们用一种恪守客观、尊重历史的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如烟往事而不能忘却的是是非非。

　　沈氏家族的历史是一种家传性格的不朽赓续，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精神具化。即便这些及更多的家族抗战史，都没有被以纸写笔载的方式写进这样那样的革命史，但英雄与历史举步同行，历史和风雨擦肩而过，不论过去多少春秋冬夏，总有只言片语铭刻着一段残酷的记忆。他们于无自拘处读书、处事、出仕和做学问，他们骨子里面倾注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基因。他们在不平凡的年代，渴望找回属于自己独立的人格奔赴国家苦难，渴望让自由的阳光普照每一个普通生命，渴望把自然心性和国家荣耀完全融合成最大值的人生追求。他们没有选择读着之乎者也寻求独善其身，也没有选择念佛求道效习灵修开悟，而是果敢地用修学储能和身家性命的形式创造碧血丹心荐国难的核心价值。沈宁以甲午至抗战胜利50年的中国抗日史为背景，自觉地再现了曾经惊闻天下的沈氏家族抗战历史的道义和责任感，让更多的人们从旧桎梏中解脱出来，不忘真相，尊重历史。

　　尊重历史，也是尊重自己，更是尊重政治的客观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历史就是真实，不会因岁月的逝去而被篡改，也不会因特殊政治意图而被改换。沈宁写作《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不说是泣血而成，却也是满怀痛心，痛心于亲人们共赴国难不避生死而被特殊政治的意识形态所淡化、伪饰、隐秘，痛心于无数人历经劫波后的苍凉与感伤、温柔与慰藉、清醒与无奈、痛苦与期待，期待对历史敬畏，对未来负责。敬重，才不至于惑众，不至于祸史。顾而思之，唯有敬重历史，我们的记忆、认识、思想和警醒，才不会被断裂，不会被扭曲，也将会引起更多的国人，牢记荣耀着无数家族的抗战史，牢记隐含了无数惨痛的真相和不可磨灭的血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