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刘绪义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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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曾国藩是一个最精彩的奇葩。其有湘中山民倔强的品性，多年寒窗苦读考进京城后，成为穆彰阿、倭仁、肃顺的座上客，有幸七迁连升十级，授署礼、兵、刑等多部右、左侍郎，但十年干坐冷板凳，他在青年咸丰上位后，上疏直陈流弊，且将天字第一号的洪秀全案归责于皇帝，胆大逆天。幸脱罪，母丧，皇帝未因其有胆有识而夺情，放其返乡丁忧，停职留薪。不料想，洪案越闹越大，给了曾成功逆袭的机遇，从帮办团练到领军弹压。一个儒家士夫领着一个乡里文人群体，以湘军的名义，集体地走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

　　倘无洪杨一役，曾国藩的命运定然是另一种表述。即便其后来以“三立”厥功至伟，成为“内圣外王”的典范，也难保他能“屡败屡战”地修得后世骂名和美名。章太炎曾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圣相抑或元凶，两个极端的评价。刘绪义长期研究曾国藩，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中，从鸦片战争造就的历史环境写起，写其耕读富厚的家庭教育，写其远离是非势利同读史明道的成长，写其用权、鉴才、做官、治军、交友的智慧与抱负，写其严谨奏议行文和爱才凝聚人心的磁场效应，写其在激烈斗争的权力场上和戎自强与耕读传家的清醒、坚忍、谨慎和苍凉。

　　洪杨一役造就了中兴首席名臣曾国藩。洪、曾同是孔孟门徒，同是考场战士，但一离经叛道，一坚守初心，终为对手。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战天京破城后，王闿运献帝王术，建议自立，恢复汉人天下，未被最终采纳。此闻算是一宗历史谜案罢。其手握重兵缘何不南面称帝，总说纷纭。或其做过皇帝梦，但他还是没有成为洪二，而是冷静地裁汰湘军，为身后保住了“文正”美誉。

　　刘绪义察其“做官好比做慈善”，详细阐释反映在曾国藩人生16种政治修炼、42字理学真诀、200条精选语录，相得益彰。曾之所以成功，自同其修学储能、创造事功不无关系，同时与其爱才之道、为官之路、治军之法与交友之谊，更有联系。新皇登极玩求谏秀，曾国藩连续上书指摘该是吏部职责的人才战略，明晰剀切，击痛朝政。他统帅兵马后，曾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这不是空言，而是他推许并力行的行为规范。他尊重人才，鼓励上进，选才不拘一格，用才器使适宜，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引导人才成长。他的人才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榆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刚烈的王錱拒绝曾欲收作弟子的美意，又遭排斥带老湘营脱离单独作战，英年早逝，余部被左宗棠编为新楚军。刘长佑统领江忠源旧部，不断增益，辗转作战，基本不受曾节制。胡林翼打造的鄂军，脱胎于黔军，虽借鉴过罗泽南的湘军营制，但主要活动在湖北，也相对独立在曾帅军权体系之外。但曾国藩大度济世，影响他们以书生报国的英雄气势与果敢行动，历十余年，翦除内乱，虽最终未能完成中兴宏图，却显现了晚清史上精彩、迷离和苍凉的灿烂一瞬。

　　曾国藩领军的湘军杰出人物，除骁将鲍超勇猛慑敌外，大多为曾在科举途中多次铩羽而返的文弱书生。一旦他们领军上阵，个个都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汉。曾国藩的贤，罗泽南的坚，彭玉麟的刚，胡林翼的谋……睿智的左宗棠，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在政治上是强硬人物，且主张外交和军事同时进行，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他曾看不起曾国藩，不时自立门户，但在曾氏身后莫由追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刘绪义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尝试在内忧外患的晚清中国史体系中，全面、客观、立体地解读典型的曾国藩心怀民生的心力品行，探究其何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著称于世。曾一生具备克制与省俭的美德，但坚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而不停留在购买西方器械的层面。他翻译《几何原本》出版，开办安庆机械所，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成立翻译馆刊刻第一批西人格致类书籍印刷翻译了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他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着眼于如何转变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围绕困扰朝野上下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政经问题而逐渐深化，试图把中外关系建立在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他重视儒道互补，对儒家内部各派他也不分轩侄，力主调和，即便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秩序新格局，也把学习西方之长视作理所当然之事。曾氏外交哲学思想，不外乎四方面：首先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决不让步，据理力争，在其他问题上则应当灵活处理。“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次主张与各国平等相待，推诚相见。清承袭旧制：自许天朝上国，与他国不是平等的国体。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体制攸关”，外事交际要不要行跪拜礼，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三是强调信守和约，增强自信，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错误行为而说的，希望以此引导大家以理智慎重的态度去办外交，与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陋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四是寻求外敦和睦，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湘籍外交家袁南生评价：“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外交哲学的内涵。”

　　然而，很多大陆史学家受长期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持贬抑态度。1944年，范文澜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称曾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此论决定了大陆很长时间内对曾的态度。1960年代教科书评价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1965年《辞海》未定稿中，也称曾“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1980年代，《曾国藩全集》部分整理出版，有党报批判出版社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与此同时，《北美日报》发表社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为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而今，研究曾国藩者见多，而阅读曾国藩者甚夥。

　　虽然今日多有消费式的文化陷阱，不时跳出反抗集体无意识的激进话语，但刘绪义打通障碍、跳出成见，在学术与史学经常存在壁垒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大变革时代精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揭示曾国藩楷模当时且影响后世的人才思想和权力人生，方便了我们近距离了解真实的曾国藩。他在《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谴责列强的侵略和压榨，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因袭铺陈分析那些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他着墨更多地反思曾国藩在那个历史时期陶铸世风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对国内形势、民众人性、社会秩序及国际格局、世界大势有着清醒、理性的认识。他在凸显曾国藩成功逆袭中的纯粹与深沉、清醒与聪明、忠孝与狡黠的同时，叩问百年前的血色历史，寻思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荣耀与屈辱，挣扎与无奈，而一再让中国社会改革机遇轻轻飘逝，直面晚清帝国余晖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寻求推进我们未竟的现代化思想转换。

　　当然，行文也有不足之处，如自序中，两处将湘军将领王錱署作“王鑫”，如正文第5页“金灭宋，元灭宋”该是“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如参考文献把《蒋介石先生嘉言类钞》错作“《蒋介石先生嘉言钞》”。此外，还有一些史实阐释有待斟定，如第5页：“早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的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地下交易开刀了。所以，当时访华使团的负责人马嘎尔尼这样预言：……”“广州总督”应是“两广总督”，即阮元。两广总督设立于明景泰三年（1452），开府广西梧州，管理广东、广西二省军民务，乾隆十一年（1746）复驻广州。据《清史稿》载，嘉庆二十二年（1816），阮元总督两广，目睹广东的英商骄横跋扈，常携鸦片入境，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官民兵士吸食成瘾，严重危害身体，影响军队战斗力。鉴于此，阮元上书陈言鸦片的危害，建议禁鸦片，并严厉惩处商船夹带鸦片入境的英商。是时1817年，比林则徐1839年虎门销烟早22年，早在鸦片战争前23年。其实，阮元前任蒋攸铦在嘉庆二十年（1815），便奏请订立《查禁鸦片烟条例》，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因此，凡到澳门的外国货船必须“按船查验”，以禁绝鸦片的来源。这一条例第一次提出对外来货船进行查验，因此得到批准执行。当时英国确实向中国派出了访华使团，负责人是阿美士德。1816年，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出使访华，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打开中国门户。但此段下面的引文，确实来自马嘎尔尼出访中国的游记。马嘎尔尼1792年受命访华，去时二十余年，而非阮元禁烟当时。引文“中国人已从清朝人统治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该是：“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中国》）此言不虚，半个多世纪过去，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接踵爆发，席卷中国。曾国藩的伟大逆袭史，便与此“反抗”联系在一起。再如第6页：“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两个朝代，约七百年左右”。众所周知，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统一的核心条件是中央集权，西周天子虽贵为诸侯共主、天下至尊，接受各诸侯国礼遇和朝贡，但对属国并不完全行使权力，它只是一种联盟制度，算不上“真正实现统一”。朝代倒是六个，汉分两代，统一的时间也近“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