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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进荣

　　近读湘籍作家贺奕新出版的小说集《身份》，第一次发现原本自以为熟稔于心的“身份”二字，竟有着意蕴无尽的谜一般的含义，掩卷之余，愈发深陷对“身份”这一概念的不断反思。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特定的身份，从而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可以说，身份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显著标志。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身份作为社会施于人的独特标签，为每个人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位和坐标。失去身份，意味着人的面目将完全失焦。《身份》一书收录的三篇独立的小说，便是围绕“身份”这一概念，分别讲述主人公置换身份、隐瞒身份、顶替身份的三个故事。

　　第一篇小说即同名中篇《身份》，写的是抗战时期，共产党派遣行动高手袁午潜赴日军重围中已成“孤岛”的上海租界，惩办投降日伪的叛徒莫冠群。恰在同时，国民党军统也派出情报室科员方溪文前往上海，意图利用其与莫冠群独女曾经的恋人关系，刺探有关日伪和中共地下党的情报。这两个本就有着家仇旧恨的死对头在火车上相遇，阴差阳错被双方的接应人员弄错身份，结果分别进入对方组织，随即迎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殊死博弈。两人在互害互斗的同时又不得不互救互帮，直到最后幡然醒悟，大义为先联手对敌，却又因突如其来的变故产生意想不到、令人唏嘘的结局。故事精彩刺激，翻转不断。最有趣的部分，是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纵使在互换身份后煞费苦心地去扮演对方，却免不了捉襟见肘。两个人都无法真正地取代对方，这才是他们陷入困境的根源。

　　《第二支箭》写的是美丽的女生索娅在不幸遭受“黑皮”强奸后性情大变，而一直暗恋着索娅的“我”，也因为无意中充当了这起强奸案的帮凶而备受内心煎熬。十几年后，索娅开了一家杂货铺，与“我”这个报社记者“偶然”相遇。为摆脱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两人都竭力隐瞒自己的身份，以期开始新的人生。然而，即便后来案情真相曝光，“黑皮”也受到了应有惩罚，两人也只有在远离对方的时候才能避开阴影，因此根本无法走到一起……佛陀说，不管痛苦还是快乐，不管它们有多强烈，都是第一支箭，人一旦被射中之后，会疼，但不能纵容这痛苦或快乐继续加重，那样就等于又中了第二支箭。这个故事里，“我”和索娅都想用隐瞒身份的方式去避免往昔痛苦的延续，但这不可能成功。人只有正视痛苦产生的根源，勇于坦然面对，才能真正战胜痛苦。

　　《指尖触地》的故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为了挣钱，同时也出于某种猎奇心理，一步步参与到诈骗性质的婚介生意中，假借日本留学生身份，与一位失恋的女孩毕菡谈起了恋爱，以“爱”和“拯救”的名义对她进行欺骗。然而，顶替的“临时身份”毕竟不可靠，随着故事矛盾的不断升级，最终迎来出人意料的结局。

　　通过以上三篇故事，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三场形态各异的“变脸游戏”，映射出人性的幽深与世态的复杂。有多少人渴望在另一种身份里冒险和猎奇，甚至获得重生？不管是或主动或看似被动地变换身份，每个人的内心对于这种有些邪性的诱惑都是难以抗拒的。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也是人对固有身份往往易于产生厌倦的根源。无可避免，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处境的影响，特定的处境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挑战着人们的人格，通过引导、诱使甚至强加的方式，使他们深陷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中，而忘记面具下最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难以自控地产生一种想要戏弄观众的心理，殊不知，这种心理只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张虚伪的面具不被拆穿，并非他们最本真的内心需求。到头来，他们戏弄的其实是自己。

　　(《身份》 贺奕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