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华，1937年生于山西省寿阳县。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考取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贺麟研究黑格尔哲学。1965年至1997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事研究。1981年为首位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哲学学者，在鲁尔大学及慕尼黑大学研究德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在德语区的影响。活跃于国际学术讲坛，是德国东亚哲学学会创建人之一，中国系列国际老子研讨会发起人，2006年上半年被选任德国“吕内堡讲座” 国际级学者第四届主讲人。主要成果收在《薛华译著集》，2010年出版所译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版、1827年版、1830年版。他关注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对传播中国文化与哲学、对中德文化与哲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薛华先生部分著作

　　作为我国黑格尔及德国哲学研究家、翻译家，薛华数十年来从事哲学研究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后首个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金的哲学学者，他的黑格尔研究成果，对其后的黑格尔学习与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联系约访时他正住院，却很爽快地答应。

　　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记者在北京东大桥路一住宅区拜访了他。一开门，一头华发，戴着眼镜，笑容慈祥可亲的薛华出现在眼前。在台湾乌龙茶的清香中，他开始讲述自己的学术生涯。谈兴甚浓的他，会高兴地带着记者去看书房中大量的德国原版书，准备出版的一纸箱翻译的诗稿等等。不知不觉近五小时过去了，采访中，无论是他学术研究的严谨认真、独立的哲学反思，还是他的谦和、关怀小辈，都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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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看不懂”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记者：您走上德国哲学研究之路，好像是源自青年时代的“看不懂”。您能谈一谈当时是什么使您对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产生了兴趣吗？

　　薛华：我在读高小时，在父亲工作过的粮店看过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本书采用普及风格讲哲学，比较容易懂，让人爱读。高中时我在祁县新华书店看到贺麟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书里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完全看不懂。

　　这引起我思考，哲学是干什么的？这种看不懂的书到底在讲什么，有什么意义？于是我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强烈兴趣。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到了贺麟先生身边研究黑格尔（笑）。

　　我很幸运一路遇到一批好老师，如在祁县上高中时遇到历史老师吕世增，当我难以在文科理科间作出抉择时，他认为我对文理科都感兴趣，应该学哲学。由此我才下决心学习哲学。

　　记者：您1957年至1962年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时，那时大家云集，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吗？

　　薛华：给我影响的老师有很多。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他曾在艰难环境下还翻译出了三卷四册《黑格尔美学》。受他影响，后来我在困难中也没有动摇志向和兴趣，下乡时曾把东德出的一个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版本藏在枕头下，晚上睡前悄悄一点一点地读。

　　又如张世英先生，他一直支持我研究黑格尔，我的毕业论文《黑格尔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他指导下通过的，我一辈子感激他。还有其貌不扬、穿着随便的希腊哲学研究家任华，他对小问题、小概念的重视和把握，使我十分向往。

　　还有当时哲学系系主任、康德研究家郑昕先生，维也纳学派唯一承认的中国成员洪谦先生，坚持阐释“平凡真理”的冯定先生，还有冯友兰、朱谦之、周辅成先生，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我。虽然是在很后才正式认识，我也必须提到汪子嵩先生，前些年他主持出了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这是一项巨大贡献。他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在做人方面。他实实在在做事，不求闻达，具有一种无声的感召力。

　　记者：1962年您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因缘际会，真的就到了贺麟门下研究黑格尔哲学。贺麟老师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薛华：我有幸到社科院，要感谢许多人，首先当然是贺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对我说的那些话，特别是他曾对我说“要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规矩”。这一规矩是新来的人要在三年内保持缄默。听后我深受震动，很是不解，后来才慢慢领悟，在学问面前，第一步绝不是你要主张什么，你能做出什么，而是接受别人传授你的，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自己摸索前行。以后我习惯在其他场合，碰到新的人新的事，先听别人说什么，再讲自己的判断。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被动思维，但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主动。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都有影响。

　　第一次见面时，贺先生还建议我先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然后写篇文章，以后也是这样，读一本书，写一个长序。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有影响，而贺先生的精神和风骨同样让我敬重。

　　2

　　翻译对研究西方哲学很重要

　　记者：您与一些西方哲学家也有过很多交往，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哈贝马斯等。您能谈一谈与他的交往吗？

　　薛华：我和哈贝马斯在学术研究和家庭交往方面较多，他是一位世界级哲学家，是一位从黑格尔研究开始，又脱出黑格尔的哲学家，后来他对中国影响也不小。黑格尔曾说，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哈贝马斯就做这些事。2001年，在我发起和联系下，他受邀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多次作了报告，参与研讨会、座谈会，在我国学术界反响很大，曾一度出现“哈贝马斯热”。德国方面也特别重视，几乎所有大的电视台和报社都来报道。后来大家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中国孔夫子”（笑）。我翻译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他也一直鼓励我，支持我。能和他交往是一种幸运。

　　1988年我写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哈贝马斯的专著，也是国内最早专门讨论商谈伦理学这一新学科的著作，为研究对话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迈开了一步。

　　记者：与对诠释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伽达默尔呢？

　　薛华：我们也是因为黑格尔而相遇的，他渐渐地成了我的师长、朋友。他是一位非常丰满的、立体的人；还是一位非常谦虚，非常开放的哲学家。我与所里的十几个年轻人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起读他的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翻译了他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他还特地为我们写了序。这个序成了我们的一件宝物。

　　他是一位大哲学家，同时又有伟大人格，但他从不把自己看得伟大。他很是可亲，可敬，可爱，用“大象无形”来形容他是最合适的。

　　记者：1981年，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金的哲学学者。后来也一直致力于中德哲学与文化交流，为什么？

　　薛华：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这样的哲学学者，我还享受了一个特殊小待遇，被引荐和当时德国总统卡尔·卡斯滕斯交谈（笑）。他很高兴有来自中国的哲学学者，希望我借此促进中德哲学交流。

　　我曾在鲁尔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研究德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在德语区的影响。黑格尔研究大家、黑格尔档案馆馆长珀格勒，慕尼黑大学教授、黑格尔哲学研究大家亨里希，都是我的联系指导人。此后，因为研究黑格尔，我多次参加德国的研究活动，并与德国学者联系较多，70岁以前多次往来于中德之间（笑）。

　　记者：我国早期的西方哲学研究家，很大一部分同时是翻译家，您在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哲学翻译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薛华：这也是贺先生的观念，他认为，要搞研究先要翻译，否则不可能了解和消化这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我国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研究，翻译起的作用很大。不过我们对西方哲学了解得较晚，虽然补了不少，但需要做的还不少，如对赫尔德尔这样的一大批思想家的翻译就还有限。直到今天，我以为对德国哲学著作的翻译还没有做到可以说得过去的程度。

　　翻译对学术研究来说很重要，也很苦，翻译时你是“无权利者”，但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训练，在了解研究对象思想的同时，还能磨掉你身上那些要命的毛毛糙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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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哲学能启发人们思考提问并尝试回答

　　记者：您曾研究过谢林，与梁志学合译了《先验唯心论体系》，打破了国内没有谢林翻译的局面。您后来又译了《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与之相关联的对象的哲学探讨》。您能介绍一下吗，您重点研究黑格尔哲学，为什么会研究谢林？

　　薛华：我认为，中国要了解德国哲学，不仅要有点，也要成线、成面，更成体。这也是我对黑格尔的研究扩展到对谢林研究的一个原因。研究德国哲学，仅研究黑格尔不够，研究黑格尔哲学，仅研究黑格尔也不够，于是我想到了谢林。他是黑格尔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极其密切，思想上也有内在的联系。谢林在哲学史上有着无可争议的重要性。

　　记者：1981年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这是您出的第一本黑格尔哲学译著吗？当时为什么选择翻译出版这本书？

　　薛华：是第一本，这本书收录黑格尔在不同时期针对时事所作的评论文章六篇。我在序中曾说，黑格尔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政治著作，他临终前发表的最后的著作也是政治著作，这表明，黑格尔终其一生，都对政治问题怀有强烈兴趣，他的政治观点在他整个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思辨哲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家，而且也可以说，不了解他的政治哲学，就不能透彻理解他的思辨哲学。

　　记者：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在《良知与理论》一书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黑格尔研究，曾指出：“近20年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实在不多，研究他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思想的著作就更少了，除了薛华先生的几部著作外，几乎付之阙如。”能谈一谈您的黑格尔研究成果吗？

　　薛华：感谢张先生提到我。我写了《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自由意识的发展》三小本专著，希望从黑格尔哲学的解释史回到源头，重新认真研究黑格尔原初的思想，在这一基础上发掘黑格尔著作中具有批判意义的内涵，唯有把握这一内涵，才有可能参透他的整个哲学的精神。

　　1986年我出版了《黑格尔与艺术难题》这本书，这是我研究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及其影响史的专著，被收入李泽厚主编的“美学丛书”。该书是一部“问题史”，是以发问精神进行的一种哲学思考。

　　记者：有评论说，您的黑格尔研究是国内突破传统研究模式、进行独立哲学反思的成果，对其后的黑格尔学习与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自己怎么看？

　　薛华：影响有一点，但不大（笑）。黑格尔说思维是孤独在它自身。我不敢说自己有独立哲学反思精神，我只是重视哲学家的原文，谨慎寻其原意。哲学肯定是有意义的，但哲学的影响不宜看得太大，哲学不能直接解决现实中问题，我希望哲学能启发人们思考，提问，并试着去回答，能够提升和丰富人的精神。

　　记者：提到您的重要成果，不能不提到您从2001年开始翻译，用十年时间翻译出版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1827年、1830年三个版本，这是汉语世界黑格尔著作翻译的一大进展。为什么要翻译黑格尔这一巨著的三个版本？

　　薛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版本选择问题，我们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出版搁浅。黑格尔生前亲自定稿和出版的大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因为前三个著作已有较好译本，所以我决定翻译《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该书以纲要形式全面阐发了黑格尔后期的哲学体系，也是他唯一修改扩充出过三次的著作，可见他对这一著作是多么重视。

　　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友人编出了一套黑格尔全集，其中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是取1830年版扩充为三本书，并在黑格尔自己的原文上加了很多很多的“附释”，这些材料是取自黑格尔的一些手记和学生在听他上课时所做的笔记。这就造成《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似乎是一个著作三大本书而不是一个著作三个版本的混乱认识；那种做法完全违反了黑格尔一再刻意强调的“纲要”性质；那些“附释”造成它们仿佛是黑格尔自己文字的假象，或符合他的想法的假象。更甚的是编者竟然擅自修改了黑格尔正文的文字。

　　版本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我翻译出版三个版本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来表现黑格尔这本书原来的制式和样子，同时展示黑格尔思想演化的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历程。

　　4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记者：您在黑格尔这一著作译后记中说，“任务之艰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还因此累病了。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薛华：当时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2006年交稿后还一直在修改，直到出版，最后病倒了，高血压也是那时得的，没想到这么难。对三个版本作对照翻译，工作量非常大，我的原则是“使同者同，使异者异”。两个眼睛盯着三处原文、三处译文在六处不停转，这是十分耗费体力、心力和眼力的艰巨任务。

　　但翻译的同时，我也深刻认识到，“那些伟大的哲学金字塔是从反复推敲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来筑基的”。我一开始很害怕不同版本间的变化，后来变得乐于看到这种改变，因为这使我能细致了解黑格尔思想的演化，还能发现黑格尔这个哲学家是多么“呆”（笑），他力求做好表达，结果把三个版本越改越长，以致不能不对此表示遗憾。

　　记者：您做学问极其认真、较真。对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薛华：希望年轻学友能从黑格尔对待自己著作的态度中学习怎么学哲学，怎么做人做事。

　　我希望我们记住《道德经》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研究外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必须从自己读书开始，搞哲学研究工作，第一要事就是要读原文，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哲学，目前，您还在关注什么？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薛华：我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比较重视，没有中断学习，专业研究谈不上，仅仅是写了些文章，在德国也发表了一些。我和乌培河谷大学K·阿贝尓特教授翻译出版了庄子书中的《天下篇》，填补了卫礼贤庄子翻译的一个空白。除了《圣经》，《道德经》是世界上翻译最多的一本书，我就德语区《道德经》翻译与研究形成一个系统材料。在国际黑格尔协会一次大会安排的晚间报告会上，就嵇康我作了一个报告，媒介称之为“黑格尔大会上的新东西”。我乐于在中国哲学、德国哲学对话中思考和生活。

　　记者：目前，您最享受的乐趣是什么？您觉得自己最欣慰的是什么？还有特别想做的事吗？

　　薛华：我和哲学走到一起真是一种幸运，能与这些哲学家一起思考、对话，真是三生有幸。遗憾的是一个“少”字：对哲学知道的太少，理解的太少，研究的太少，写成的太少，翻译的也太少。

　　我现在80岁了，每天看书、读诗，有时也画自己所谓的画，最想的是重新学习哲学，能学到什么程度就学到什么程度，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为己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