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觉醒》沈弘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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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朝野上下多见蓝眼睛、卷头发的西人影子，或是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雇佣的外籍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此经营的商人等。这些来华西人，经过长时间地熟悉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政治制度运行等，颇有感触，有不少人形诸文字进行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轻松活泼，感性突显，很少有古板学究气。曾有黄兴涛、杨念群主编一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在中华书局推出，其中有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等10种，颇得学界与读者好评。他们观察中国，虽难免受西方思维制约对不少事物的见解有失偏颇，但他们以外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这片土地，并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可鉴的照片记录观感和惊奇，对于我们今天和将来了解、研究清末民初那一段沧桑岁月，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和作用。

　　在西方教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中，有部分危害一方播弄是非，致使传教士形象为主流历史研究、大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但确有不少专心传播耶稣学说、担当外交商业桥梁，或服务于中国科教卫生事业不遗余力。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生活62年之久，曾任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它所承诺要做到的事情是让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最保守的帝国得以彻底的振兴”。他对中国情有独钟，也时刻不忘用有价值、有震撼力的文字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帝国的文明，或纠偏西人对中国的误见与短视。

　　其于1896年出版的《花甲记忆》主要回忆了他当时来华46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结识的各类人物，并对其执掌同文馆前后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外部生活多有如实记载；1901年问世的《汉学菁华》，纪录了丁氏观察、分析中国人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及包括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与京师大学堂的等问题的中国教育定位的心路历程。而于1907年首版、后来重推的《中国觉醒》，纵横回顾了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着重描述其1902年至1907年间所亲历的清末新政，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鼎革的潜在因素，书名取自《汉学菁华》的序篇“中国的觉醒”，可视为前二书的赓续及补充。

　　虽然丁韪良写作《中国觉醒》，带有不少期待晚清当局推行宪政进行改良以谋取强盛和开放的心思，于不久便被辛亥革命的浪潮几乎浇灭，但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与同情，对晚清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特立独行的思辨，以及对中国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的审视，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中国的西方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即便长期以来，不少教科书和文章将丁氏拟定为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但他认识中国的文字与思想，可让人了解真实的他。

　　由于丁韪良身处朝廷，际遇独特，有较长时间游历大江南北、阅读不同时代经典，并不断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使得《中国觉醒》中的内容丰富、翔实。是书分为帝国的全貌、从远古到18世纪的历史纲要和正在转变中的中国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2章，从介绍中国五大地区气候、地域与人口出发，逐一分析十八行省和边远地区的风土人文，提纲挈领，有详有略，深入浅出，及时结合自身观感、历史源流与嬗变，毫无枯燥的说明气味，并可见出其对中国小城镇的喜爱；第二部分14章，除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创世时代、三皇五帝故事与儒道领衔的圣贤体系不惜笔墨地谈论外，重点分析周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的兴衰成败和文化源流；而第三部分虽只6章，但属书中之重，他把中国的开放称之为一部五幕正剧，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亚罗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一一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并着力刻画了日俄战事的前前后后、晚清变革的方方面面与改革领袖张之洞、左右政局的慈禧太后、中国国民的排外风潮。

　　丁韪良对中国地理、历史的理解与把握，没有停留在以论代史、以抄代著的层面，而是有效地结合自身经历和广泛洞悉，带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从世界历史发展全局去观察中国历史与命运。不论介绍哪个省域地区何代政权人物，他都能说出许多耐读的内容来，如对香港、澳门的梳理，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剖析，让我辈不得不惊服于他中国知识的娴熟程度。他的叙说，不是平铺直叙、照本宣科，而是有理也有趣地和西方漫长历史进行对应的漫谈。他把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喻为格吕特里高原上的三位退尔，刘备有着汉家皇叔的称谓而被正统史家多有褒扬，退尔·威廉几番争斗成为了瑞士民族英雄，异国异代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又大胆拼杀大气忠义的兄弟仨，虽远隔万里之遥千年之距，却被丁氏赋予了类似的意义。他把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赞为耀眼明星，并拿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和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蒲柏来媲美。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样介绍，足见其向西人诠释中国文明采取了西人最为熟知的路径。当然，他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掌握存有部分局限，对于某一些史实与人物的述说缺乏正确的分析，如把秦时的焚书坑儒狭隘地理解为禁毁孔子学说与屠杀儒生，将汉末英勇无比但见利节变的吕布称之为“并非不爱董卓，而是更爱中国”。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是否在骨子里滋生过大多西方人看待东方文明的一种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绪，不得而知，但他对于晚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在很多方面是切合实际的。洪秀全采取基督理论蛊惑民心，确是曾让西人有望助其取代满人统治中国，但半吊子水平经不起半点波动，稍有成绩就装神弄鬼，娶妻近百，自称救世主下凡，贻害无穷，全然一副政治邪教教主模样。西方列国来华寻求贸易往来，得不到当朝主政者应允，就连本已羸弱的咸丰坚持要美国特使如同附庸小国进贡者那般三叩九拜。

　　纵观近代中国，总是扮演被侵略、被侮辱者的角色。对于传教士、汉学家观察中国社会的文字，或晚清以降一些知识分子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或看成歪理邪说，或视作大逆不道。如何走出这个思想迷误，全在于我们在反对侵略维护主权的同时，又开阔眼界，以一怀宽容的姿态去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赞同用事实说话、辩证研究的学术观点。虽然丁韪良冀图基督文化、工业文明能唤醒中国帝制，而历史的巨力撕破了他的梦想和渴盼，残酷的现实使中国滑向了共和与民主、自由与宪政长时间的多番翻覆，也让可爱的丁氏荣膺时任总统黎元洪“泰山北斗”的悼词后，葬身于其熟悉的北京西直门外。但我们通过《中国觉醒》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认识，可以寻到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丁韪良对中国的认识不能说是绝对的客观，但他的行文与思索，却很难找到其他西人所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他期待中国经过数代努力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主要位置，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虽然他曾被极左思想者们描写为参与八国联军的抢劫，侵吞了一张羊毛毯，但事实如何，已无从考，有史识的知识分子如翻译家沈弘却以流利的笔墨，让我们在其移译的《中国觉醒》与《汉学菁华》《花甲记忆》，真实地认识丁韪良的中国情结与历史思想，以及一个传教士的文化良知与道德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