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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吊诡中的沉痛与失落

2017-11-30 10:13:05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向敬之 编辑:王嫣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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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辛亥革命的成功,除晚清政权腐败至极的客观因素外,就是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坚持不懈、殚精竭虑而不计生死的争取和努力。这是受了国民党史学家的叙述,及为革命服务的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不能否认,自孙中山、杨衢云重组兴中会开始,不少革命志士无畏当局的明枪暗箭、砍头拘禁,陈天华、易白沙们演绎了滔海亦英雄的悲壮,为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胜利,呈现了一系列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精彩,也使我辈行走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有了很多欣慰和感慨,怀念和苍凉。如此前所不知的嬗蜕,温柔地满足了徘徊在爱国与忠君之间的人们,开始对君权国家时代的权威、价值、象征及自我心中的归属感,产生了期待朦胧而思想激进的欢欣与兴奋,可视之为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核裂变。

  当我们重温历史,重新回顾辛亥革命前后、晚清最后十年,不难发现那些岁月中的林林总总:大办新政、预备立宪、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甚至在世纪之交,几个权力欲望者为了小团体利益,把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深恶痛绝的“怪力乱神”,搬进了最高级别的议政会议,上演了晚清史上一场最为悲屈的闹剧。义和团被镇压下去了,中央高层感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连续出台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也在最后的顽强挣扎中,掩埋了权威和尊荣。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和周武等六位研究员、教授,因《上海书评》“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座谈会之缘际会,对这一段历史中的真相,深入探讨,浅显道来,方便了我们审视帝国余晖下的最后岁月,也洞察到民主革命彼岸的很多情景。

  学者们认为清王朝覆灭前,处在中西交争、新旧交争的情势下,中央政府试图在体制或结构上,做些改良。但,能否改,怎样改,以什么样的速度改,遭受了社会环境的影响。1905年,朝廷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废止科举,创办学堂,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确是一大进步,但无形中制造了一大批寻找出路而机遇难得的知识分子。虽然当局相应地颁令,通儒院与大中学堂的毕业,等同于翰林、进士、举人和优拔等贡生的荣誉出身,却造成不能按级就职、分量降低的局面,很多知识分子成了边缘人。他们庆幸不再受章句八股的束缚,却因未能分享到功名利禄而苦闷彷徨。部分人开始接受新学,走出国门,感受西风,日本的维新变法、欧美的宪政自由,影响了他们试图改变中国,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些人能远涉重洋,留学东洋,奔赴西方,与慈禧逐步睁眼看世界、立场较开明阔达,不无关系。许多著作将这个掌有中国最高实权的女人,进行绘声绘色的妖魔化、恐怖化,但郭嵩焘等驻外使节,即便为国人恣肆鄙夷与恶意中伤,而慈禧在他们每每受命出国时都是亲切接见,足见此时的她并非传言中无知的泼妇。当日中国,之所以能有许多年轻人出洋留学,之所以能进行一系列改革,如办新学、行宪政、废科举、组内阁,不能不说同她不自觉的清醒,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尽管她曾把康梁变法扼杀在百日的摇篮里,然保存了京师大学堂等新政产物,容许了这一股思潮、时潮和政潮,继续影响她艰难统治下的中国。

  遗憾的是,慈禧择人不善,年轻的载沣缺乏才干和阅历,无法撑起一个在风雨中飘摇的政权。在他登门拜访病中的张之洞后,张氏油然感叹大清亡矣。大清确实在不久的日子亡国了,灭亡它的,是争权夺利的亲贵内阁、半截新政,是中央集权不得、地方权财充实的现实,是革命党人和革命党同路人的合力一击。就连不少深受皇恩的高干子弟,如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李石曾、两广总督谭钟麟之子谭延闿、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陆亮臣、四川按察使黄云鹄之子黄侃,纷纷在革命力量的感召下,站到了反朝廷的阵营。同时,不少开明人士因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对于革命党人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章士钊被卷入“苏报案”,被奉命查办的俞明震放过了,原因是章是俞为江南陆师学堂总办时的得意学生。浙江求是书院学子作《罪辫文》,谈论满汉之别,因有书院总理劳乃宣和巡抚任道镕庇护,而免受戕害。黄兴起事失败后,准备逃亡东瀛,曾任两湖书院院长的梁鼎芬,赠以弟子若干银元。自立军兵败后,素同新党格格不入的叶德辉,殷切进言湘抚俞廉三网开一面……时势所趋,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有了几分漫漶和模糊。

  革命党人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鼓舞士气的旗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借排满、反满及杀满来挑动民族主义神经的口号而已。有清一代入主中原260余年来,满汉之争随着康熙历经艰难荡平三藩、收服台湾郑氏政权,逐渐淡化了,满汉人并非杂居,即是旗兵也圈地而驻,平常很少往来,除非在官场就难免接触。若非天地会的兴起,太平军的起义,满汉之间的争斗,可能会掩息下去,否则像陆黻宸那样常论满汉之辨的人,又岂能被延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满人倨傲,汉人不甘,帝王家的君臣大义,无法防止夷夏之辨滑向夷夏之别的境地。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呼唤起广大民族主义者挺身而出、铤而走险,挑战满洲人的最高权力。部分极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在夺得某处城市后,多满人和旗兵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与迫害,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又一次血腥的悲哀。

  矛盾主要不在满汉族群统治争议之上,而是分管地方政权、财权和兵权的大员,可以向中央叫板。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让曾国藩等至地方督办团练,下旨他们有权在当地征税收费筹集军饷,给予半自治的实权。这样,导致了各地督抚慢慢坐大,建起了军绅小政权,产生了封建制度与王权专断的对立。戊戌变法后,慈禧欲废黜光绪另立新帝,只因督抚刘坤一等的反对而作罢。这些实权派,割据一方,一旦朝廷伤及自身利益时,即刻反对,在闻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后,纷纷宣布独立、寻求自治,成为“不盟之小国”。他们的响应,促成了革命党人旧民主事业的短暂胜利,也影响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梦的实现艰难。

  辛亥革命胜利了,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政体,从西方引进的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观念,挤占了原属儒家意识形态的阵地。中国开始由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转型,公共文化,伦理道德,民主自由,等等,相继成为新的政权形式中国家能力的血肉。士绅们集结的谘议局、省议会,并不欢迎革命派的普选机制,改变他们并非民主与自由的权益性质。他们反对皇权,反对没有限制的专断性的中央集权,在所在区域推行一省自治。哪怕是有人尝试联省自治、推行宪政,也需征得他们的首肯。

  当然,若非这些士绅们的欲望和趋时,革命党人不可能较轻易地进入民主革命新征程。立宪派或君宪派的参与,在近代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正统史家很少谈及这些,甚至将他们说成是向革命党夺权,这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史实的。他们与发动群众的会党,和留学生、新军一样,都是革命党的同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肯定革命党人的功绩时,须客观评价这些群体的革命作为和意义。没有他们的合力协作,原想在边界举事、缺乏经费武装、不愿发动群众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可能很难完成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走近现代化的革命使命。

  陆建德等六位在文学、历史、伦理等不同领域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专家,不受制于通常史论,审视和反思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境况,指出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留存隐患的遗憾和现实。他们有据有论,将诸多事件和人物,置于当时大背景和同时代人的前提下分析,谈论不同群体的历史贡献,也不回避他们的历史局限和性格缺失。大家相互补充,不拒争议,在一种开放的状态中,让事与景穿插而行,使理同情交融一体,突出百年前特殊历史时期来自不同集团阵营、有着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思想、性格和事功,触摸历史,还原现场,细化真实,潜在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前经风历雨的中国选择。

  《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却道出了许多少为人知的史实:慈禧在郭嵩焘出使英国前,三次面谈,嘱其“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清朝成立户部银行时,仅有几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而在长期内国家没有统一的货币;蔡元培修革命党史,孙中山特别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无独有偶,孙曾和欧洲留学生谈到不要专门关注会党;而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有会党势力的参与,响应武昌起义的有哥老会武装,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功劳最大的是袍哥……这些不可改变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湮没在已有史观的底层,让后人在重温这些世事翻覆、是非纷纭时,不得不叩问隐藏在吊诡中的真实、感伤、沉痛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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