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先生的新书《废墟之美》呈现在这样的背景——全国各地年复一年的基本建设摧枯拉朽般推进，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物遗存依然面对着棘手的现实；与此同时，“怎样才能更好地予以保护”这类美学的纵深思考也迅即摆在社会面前。新与旧、真与假、贪婪的急功近利与理性的人文精神激烈碰撞，廷芳先生投身旋涡之中，集不屈的斗士和儒雅的学者于一身。

　　廷芳先生所著废墟文章已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他的《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一文被北京2014年高考试卷所采用。此次新书结集，收辑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篇随笔。虽然题材各异，保护圆明园文化遗址仍是全书中心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波澜迭起，在于圆明园曾经矗立在世界园林史的巅峰，随后却被毁得残破不堪，令人心碎；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既可引以为傲，又遭奇耻大辱。它的命运注定了思辨的双重性。

　　新书中可见两条清晰的线索，其一沿着美学论述展开。往事如诉，废墟如画，他将废墟视为审美意象示以特殊魅力，以深厚的学识来广征博引，力证废墟之美来自它的残缺，来自它的原初性和真实性，以及无可替代的质感和时光的距离感，强调每一件文物遗存都饱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他称美是一次性的消耗而不可重复，批评那些主张重建者就像阿Q向人炫耀的“祖上的阔”。他将审美意象加以内化，惊叹废墟是“悲怆之美”。还有一句可圈可点的揭示：“想象往往比眼见的更丰富、更浪漫。”此话当属艺术哲学的洞见，给废墟之美留出无限空间。试想，圆明园海晏堂那几根巴洛克风格的大理石柱，既可视为几位如泣如诉的历史老人，也可喻为烈焰燃烧余下的几根白骨，又可象征向天空伸出讨还正义的手爪。在这里，廷芳先生丝毫不强加于人，而恪守基本的美学原理，美因人而生也因人而异。

　　廷芳先生在相互对立的交锋中引发的思考是浪漫的、诗意的、富于哲理。宛若静水深流，有着深层的慎思密虑。据我所知，虽然西方具有悠久的废墟文化，但缺少废墟美学的系统论述。王国维说：“美学上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其后宏壮又被译作“崇高”。优美与崇高就成为因康德而著称的两个审美范畴，也因高度归纳而致宽泛，显出先天的局限。相较之下，中国的审美经验就要细腻得多：妍华、拙朴、雄浑、沉郁、廖漠、旷远、温润、阳刚、玲珑、陋透……尤以意境说和气韵说为中国独树的审美范畴，乃至枯木怪石、老树昏鸦皆可为美。在廷芳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方审美心理的融合、内化与外溢，似乎在执着地构建美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一门他人涉猎不多的“废墟美学”。这种对于学术的开拓进取令人敬佩，对于社会的启迪意义也不可低估。

　　围绕圆明园旷日持久的争论充满戏剧性，源于正反双方本质的不对称。其中不免有一些天真的好心人或激进的审美者，但主要对手则是被利益驱动的各色人等。秀才遇了兵尚且好说，审美的非功利性面对利欲熏心的贪婪则更加难缠。亦因此，阅读《废墟之美》似乎在聆听一曲相互交织的二重奏，在婉转动人的旋律之外还有震撼心灵的金属奏鸣；在疾呼、呐喊、厉声警告。廷芳先生的口号是“要保护好侵略者的作案现场”，称圆明园是“民族苦难的大地纪念碑”。他强调圆明园不是战争中毁灭于无情的炮火，而是毁于英法联军有针对性的破坏。为了更好地理解廷芳先生的控诉，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英法联军在劫掠了满园奇珍异宝之后满载而归已是喜出望外，为了忙于分赃颇费周章，何必再将空荡荡的园林付之一炬？其故出于英国特史额尔金的狂言，他要一举摧毁整个园林来灭绝中国政府当然也包括中华民族的“骄傲之心”，让中国永远抬不起头来。劫掠、羞辱、摧毁受害者尊严与意志，如此战争模式属于人类史前的野蛮行径。

　　在翻阅资料时还见到一帧西洋楼摄于1912年的照片，其间历经1860年的火烧，1900年的庚子之乱，海晏堂的外立面尽管伤痕累累，却依然大致完整挺立，看了心中如刀割一般痛灼。诚如廷芳先生书中所论，圆明园的屡遭厄运，国人也搭了一把手。圆明园确是刻在中国大地的一块伤疤，铭记着历史的爱恨情仇，也是人性的证明；有侵略者人性的卑劣，也有自家人亘古难移的恶俗。

　　自廷芳先生首篇《废墟也是一种美》的发表已过去三十来年（1988年刊发于本报“东风”副刊——编者注）。如今人们还会有再兴土木矫饰造作的冲动吗？由于一批如廷芳先生那样的有识之士的坚持，还由于国家文物保护法将圆明园确定为考古公园，也由于时间是最好的教师，而今在万厦林立、万商云集、万车奔腾的北京，当初的万园之园遗址成为一片开阔静谧的空间。流连在它的山形水系之间，看春日莺飞草长、夏日满池荷花、秋日潇潇林木，或凭吊或休憩或反思人生和历史的躁动，都是洗涤心灵的好去处。

　　《废墟之美》记下一位著名学者对国家的殷殷之情和拳拳之心，也透露出他那强大而淡定的理性。当佳士得高价拍卖圆明园兽首引得我国青年群情激愤时，廷芳先生又谆谆告诫这是“一个受伤害民族心理偏执症始终没有痊愈的症候”，他的此举同样难能可贵。也令人想到，欣赏废墟之美属于强者的感受。当一个民族走向雄强昌盛的路上，既需要记住昔日被凌辱的耻感，也需要戒惕自身的骄躁。理性也是一种情怀，理性的烈度应高于仇恨。

　　（作者：理由，系作家，原光明日报记者，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