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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与五四运动的深层关系

2017-12-04 11:42:17 来源:红网 作者:向敬之 编辑:王进文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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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一个时段、一场运动、一次事件,虽史家学者各有辨析,但其体现的文化革新与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在救亡上具有的政治地位与社会价值,决非简单的道德性、思想性与批判性上,对德先生与赛先生出演的抽象勾画。尤其是其所处时代的权力政治的操持者——北洋军阀及政坛派系,是我们应该认识与理解的主要内容。

  张鸣结合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军阀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触摸这段虽已久远、但人难忘的历史。他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用详尽的史料分析、清新的解读方式,从分析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出发,观察军阀政权的分化与裂变,引导人们看清军权管制下的五四现场,以及背后的是是非非与真实,揭示了表面为学生运动的五四运动,在深层次上与直皖之争、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争密切相关,属于政治事件的范畴。

  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的激进行为,有违法律意识。一群热情高涨、赤情激烈的大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奔赴租界请命,但亦可视为对日本愤恨、政府不满的过急举措。此间发生的许多历史真实,如政客军阀的思想定位与转变,五四运动的运作、动员和宣传,曹锟、吴佩孚初受制于皖系后向直系的转化,当局政府同日本势力的曲线博弈,等等,均需要我们作理性而清醒的认识。

  爆发这一道德主义上的群体爱国事件,是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民元时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日本对德国势力范围的青岛和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继清末在中国东北与沙俄进行抢夺战后,再次侵入,上演日本狼对德国鹰的厮杀。袁氏谋求自身利益,默认日本人的欺凌,还欲屈膝,但大隈内阁并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强人,要强于借着这家军阀打击那伙军阀的孙中山。一纸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跋扈专横、咄咄逼人的倭人,推至胆怯的北洋集团面前,他们要制造一系列伎俩,让中国四分五裂、秩序混乱。袁世凯、杨度之流企图借助恢复帝制,重塑政府威信的想法是好的,但毕竟君主专制,较于君主立宪已是退步,自然会引发曾开始分享民主共和瞬刻光芒的国民的集体抵制。

  还没把龙椅坐热的袁世凯,很快在天下人的唾骂声中惶恐而终,遗留的事业,为段祺瑞们分割。此时,大隈内阁倒台了,其分化中国、逐一消化的幻梦也破灭了。新组内阁的寺内正毅,听从精明商人西原龟三的谋划,开始了长达数年、量近两亿的西原借款计划,支持曾调兵遣将欲抵抗日本进犯的段祺瑞,使其一跃成为中国军阀中嫡系武力最庞大、装配最精良的主将。段氏把持中央政府,掣肘、制约历任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由来已久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也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膨胀,从而引起诸多军阀强烈不满与反对。张勋带着五千辫子兵进京,将他驱至天津待了一段时日。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公开起兵,攻击其部下主政的湖南。其嫡系傅良佐执掌湘地,但很快兵败而溃;张继尧督军湖南,却令不出长沙。受其派遣的吴佩孚兵到衡阳,便驻扎不前了,至后来,便在湖湘大地上,能文善武的吴氏,公然支持“驱张”运动。占领常德的冯玉祥,与吴佩孚遥相呼应,从而激发了“被五四引爆的北洋裂变”。

  有学者认为西原借款,数额巨大,利息不高,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要为之唱赞歌。但可曾想到,对中国一直怀着蛇吞巨象心理的日本,能有如此好心、善心吗?巴黎和会上,本算是胜利国的中国,非但不能终止一系列不平条约,还受胁迫转让青岛和山东给日本。顾维钧们据理力争,但列强没有半点退让心思,好像中国是他们的雇佣、殖民地,他们可以任意地决定其命运。

  关注时局的中国人,自然不能忍让西方强盗凌辱自己的主权国家。已经分化的北洋势力也不甘心,他们采取表面制止、暗地任凭的方式,支持声势浩大、影响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一次对日本暴行强加国耻反抗的大爆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就连卑微的花界妓女,普遍拒接日本客人,还踊跃捐款,组建“青楼救国团”。半全民化自发抵制日货、禁毁日货,疯狂进行,只是无人深思,使日资企业的华工濒临失业饥寒的危境。

  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急剧深入,火速蔓延,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当局派出军警,貌似镇压,媒体报道有伤亡事件发生、不少学生被拘捕。而张鸣翻读史料,发现一学生小腿被警察刺伤,警察长被撤职,处长被查办;另一名叫郭钦光的大学生,罹患肺结核,游行过后,疲劳发作,成为第一个亡故者,报纸大肆渲染,民众狂热传播,将其奉为烈士,把账记在政府头上,为之举行五千余个民众参与、三千多副联哀挽的北京追悼会,而在上海、武汉、汉口等地,也举行了隆重非常、庄严无比的追掉活动。

  悲情是激发群众反抗的最好的催化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 高校 教授、社会贤达,纷纷站入支援与参与的行列。虽然他们中间,有不赞同学生的过激行为的,有在活动结束后力劝学生重返校园的……但,他们时刻关注着学生思想的变化与国家命运的选择。然我们在知名学者吴宓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找到关于这一场运动的记载,到底何因,不得而知,只道是其向来对五四不以为然的一次具体作为。而在不同史料中,我们发现吴佩孚、胡景翼等传统军人,在民族主义面前,和五四青年走到了一起。

  我们重温和研究五四,不能忽视《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其已不单纯是文化与思想上的启蒙,而有着政治斗争乃至革命意义。在这场巨大民族运动中,当政的段祺瑞皖系,虽没有对游行示威者进行实际的武力镇压,即便迫于倭人淫威而关押的学生,都是掉队者,关押后,一边好生招待,一边迅速释放,但他们还是被国民唾弃了。

  张鸣综观相关史料辑要、追忆文章、历史存档,及当事人、当时人的长篇短章,甚至是日本人的回忆录,冷静解密许多少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长期同情中国民众,切实支持学生运动,敢于诟病明白事理但不主持正义的威尔逊总统,而不惧免职丢官,这般操守品位,很容易让人想起后来的司徒雷登大使。对于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长期以来,世人诟病齿冷,教材恶评丑化,称之终身卖国,许以一生贼名。然原相如何,有待重新审视,张鸣发现,日军全面侵华时,曹氏身处华北沦陷区闭户不出,日伪势力授予高职而不就,任凭权贵登门劝说,总是拒绝。事实上,曹氏虽参与了“二十一条”谈判,但对可致亡国的第五项内容,始终不曾退让,尽最大努力地拒绝,结束时签字者乃外务总长陆徵祥,而外界却认定是曹氏所为,有些替人受过的味道。战后,国民政府对此三位不予深究,足以证实其晚节清白完好,决非王揖唐、王克敏之流所能望项背。

  我们平常喜欢说五四了不起,亟须重构五四传统,继承五四精神,但形成五四内涵的社会体制、权力分割,是不能短视的。张鸣从探索政治要角的当时表现来切入、解读这一段历史,没有大张旗鼓地展示文化与思潮的嬗变、发展,更没有极尽能事地展示文化大师们的思想纷争和人格魅力,而是结合最切实际的社会主政者——北洋军阀统治和分解,进行平静的分析及理性的思索。翻读《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不难发现,饱含一战胜利狂喜与巴黎和会屈辱的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从而加速解构、崩坏了北洋军阀体系,惊醒了大众对自我生存与国家命运的醒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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