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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见: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先写好县城的故事

2017-12-05 09:27:45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编辑:王进文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文学刊物发表,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 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作协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广州举办了“我的小说是推土机——《青面鱼》新书发布会”。《青面鱼》是80后作家陈再见的首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蛇类》《母辈》《殊途》《弃儿》《鱼生》《天桥》等六篇小说。陈再见高中辍学,用五年时间从农村代课老师成长为深圳打工文学新星,被推许为继王十月、郑小琼后第三代打工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

  陈再见的小说以写实见长,尤擅长表现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失败者”。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我是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我喜欢观察生活本身,原生态的、而非经过文学和影像选择性地呈现,尽管它们有可能是丑陋、阴暗和被遮蔽的真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是陈再见创作的源泉,比如作品中多次提及的“湖村”就是以他自己的故乡为原型创作的。陈再见在作品中对现实进行了重构,呈现出一个重建后的故乡,表现了他对家乡文化和深圳移民文化的深刻思考。

  壹 写人性的恶,最终为了生活更加美好

  羊城晚报:《青面鱼》中的故事多有遗憾,却都得到有希望的结局。作为作者,这样的设置是否和你个人的世界观有关?

  陈再见:文学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向善的,但向善并不是一般意义讲的“光明的尾巴”,而是更高层面的对世间人事及万物的善意和爱悯。即便是写社会的阴暗面、人性恶的那一面,写作者也不是为恶而恶。具体到《青面鱼》里几个故事的结局,修改整理时我都反复思考过,不过基本上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模样。

  羊城晚报:《青面鱼》是你的首部中篇小说集,而在今天,创作短中篇小说被认为是小说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认同吗?

  陈再见:从读者市场上看,确实有点。不过我不会为中短篇辩护,在同样的标准下,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肯定是要高于中短篇的,越长越难,这个毋庸置疑。所以,小说家如果注力于写中短篇创作,与其说是“吃力不讨好”,不如说是在回避难度吧——至少我是这样的。我是个有长篇情结的写作者,但迫于才情的不足和现实的压力,我采取了折中。

  贰 从打工文学起步,志在构建文学的“岭南县城”

  羊城晚报:你以“打工文学”开启文学创作的,那你如何看待“打工文学作家”这个身份标志?

  陈再见:说实话,我不是很在意任何外在的东西,包括各种标签,我就没被这个问题困扰。我并不回避打工文学的影响和鼓励,即使是现在,“打工文学”的影子还潜留在我的骨子里,这个没办法剔除,也不尝试去摆脱。作为一个进城打工者,我天生带有怯意和自卑,如手持站票的乘客却坐上了空位置,便只能斜着身体,时刻等着被人叫起来。我唯一的自信来自小说,不管是早期的模仿性质,还是现在自觉地去突破边界,都是我个人的成长。它跟大时代有关,不过终究还是我个人的事。

  羊城晚报:你说自己的写作素材多源自身边的生活经历。从最早创作的打工文学,到如今的乡村题材、县城题材,你创作上的变化由什么促成?

  陈再见:这是个自然的意识认知过程,具体也跟生活发生的变化有关系。“打工文学”时期的写作,现在回头看,属于一种模仿性的写作。我真正有意识的写作,应该从“湖村”系列开始。湖村当然是我文学的源头,湖村过后,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打工题材、城市题材,还是县城题材,事实上他们都有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湖村”背景。我试着让小说里的人物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生活在湖村,也到了城市和县城,他们已经像幽灵一样到处流窜了。有时这种流窜还是不自觉的,并非我有意安排,有读者或者评论家提出来了,我才恍然大悟。

  现在,我正在写一个“东海人”短篇小说系列,选取十二个县城人物和事件进行还原和虚构,试图呈现一个县城的生活面貌。两年前我回到老家县城买了房子,暂且把家安了下来。于是我就成了两个城市之间的穿梭者,老家县城跟我工作的深圳并不远,高铁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经过一年的实践,我基本已经习惯了这种双城生活。我想,大势所趋,以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过上这样的生活,这需要便捷的交通网作为基础。这样一来,我今年的写作重点就放在了老家县城。我越来越觉得要写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写好县城的故事,犹如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是“故乡三部曲”——《小武》《任逍遥》《站台》,光靠这三部电影就可以奠定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贡献和位置。我也在试图写出一个中国的县城,至少是岭南的县城。目前已经完成十一篇,接近尾声,陆续在发表。

  羊城晚报:你被称为第三代的打工文学作家,你认为打工文学未来会有什么趋势?

  陈再见:这个我还真的无法预知,但它肯定不会消失,因为打工的群体还在,更多的述说者还会冒出来,只是打工文学应该会以更复杂或者更多样的形式存在,因为属于这个群体和时代的伟大作品还没有出现。

  肆 韩寒、郭敬明 不再能代表80后作家

  羊城晚报:近年你发表了众多作品,是如何让自己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的?

  陈再见:事实上,我谈不上高产。前段时间,高产作家张炜在劝作家们不要太过于高产时,让我感觉很羞愧,羞愧不是写得多,恰恰是因为写得少。我真正的写作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九年,发表出来的作品,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我的写作之路基本还挺顺,2008年开始写小说,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很不满,不想在工厂里过一辈子。想要改变,但改变得有改变的本事。我想了一通,除了会写点东西,我一无所长。事实上,我也是幸运,遇到不少好编辑,他们愿意在我身上用心,给我时间成长和进步。

  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成长型的写作者,不具备多大的天赋和让人过目不忘的才气。就像上学时,一个班里,最调皮和最优秀的学生总是最容易被老师记住,而我通常要等过了大半个学期,老师才知道我是他班上的学生。我的性格是慢热型的,性格不是决定命运么?我的文学命运也是慢热型的。

  羊城晚报:但你近年的文学创作确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陈再见:我爱好文学很多年,从小学就开始想过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至少也要像沈从文那样写出《边城》和《湘行散记》,文学理想可谓宏大。说到底是命运使然,遇到生活的关键岔口,我用曾经宏大的理想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幸运的是,还基本解决了。这大概就是我那些年保持高产的现实原因,我并不避讳这个问题。文学史上有大师还是为了还赌债而写作的,我为改善生活而写,似乎还要“高级”一些。

  事实上,一个作家“高产”的原因是综合性的,首先他得有东西写、并且想写,关键是还要能写。当然了,也是阶段性的,我现在就写不了那么多,创作力在下降,写作逐渐成为一种自虐式的煎熬。问题是,我还远没有写出心目中那种好的作品,像27岁的麦克尤恩写出来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那样的作品。这正是我目前的焦虑,也可以说是瓶颈期吧。

  羊城晚报:你是80后,与韩寒同龄。你如何看待80后作家的众多面相?

  陈再见:我现在所理解的80写作群体,基本上和韩寒、郭敬明没关系了。当然,曾经他们代表着80后文学,如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发生了偏移,他们可能代表了80后这一代人,却不能代表80后作家这个群体了。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来的人几乎都是90后,我问他们还看韩寒、郭敬明的作品吗?他们说,不看了,那是80后看的。事实上,80后也不会看了,可能曾经看过,现在不会了。

  我现在所理解的80后作家,脑海里立即浮现的可能会是王威廉、双雪涛、孙频、周李立等名字和面孔,他们有各自的才气和阅历,也有写作的方向和文本,有理由在他们身上寄予文学的厚望。

  叁 对家乡怀有“恨意”,反而觉得离家乡越近

  羊城晚报:在你的写作中,大量涉及家乡陆丰地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对于陆丰及当地历史的看法有着怎样的变化?

  陈再见:我的家乡海陆丰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遗憾的是它一直缺乏文学书写,自然就缺乏一种以文学的眼光来构建的审美。我难以用费孝通《乡土中国》式的学理来解释家乡,也不擅长像时下人们所热衷的非虚构方式去表达,我能用的方式就是小说。

  我曾经在一次分享会上说过,我对家乡怀有“恨意”。我的恨意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讲:一个家乡人面对自己的家乡,这本身并不需要解释,就像我们在青春期也曾反对过父母,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恨意;再者,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看待家乡人事时,其实已经带上了文学虚构,这是两者间的微妙区别。而我从文学的意义上书写“恨意”时,事实上我带着深沉的理解和悲悯,我知道一切事情的根源都有其背后不可扭转的缘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越写家乡的丑陋,便觉得离家乡越近,甚至直捣内部,达到如透过显微镜呈现的效果。这看似矛盾,事实上又在另一个高度上达成了和解。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小说家集中关注农村题材的现象?这和目前小说家的成长年代、背景有关系?

  陈再见:乡村题材一直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文学传统,我们最初的文学教养大多也来自于此。当然,文学不会狭隘到信奉题材论,正当大家对乡土散文产生审美疲劳时,不是也出现了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那样让人惊艳的作品吗?文学有传统,也有意外。

  以我个人而言,我的乡村写作还跟记忆有关。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逃离不了自己的记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童年记忆几乎都来自身边,以及母亲经常跟我讲起的属于一个村庄更久远的故事。那些东西在我没写作之时,它们仅仅是故事,一旦开始写作了,自然就成了我随手拈来的题材。我的“湖村”系列小说就是这么写成的,它们有我的记忆,也有我母亲的记忆。

  比如《大军河》的故事,就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故事发生在文革中期,那时我们村里有一对汕头下放的知青夫妻,他们都是老师,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那年夏天,双胞胎姐妹为了到湖里采摘一朵水橄榄花,双双溺水身亡。女孩的母亲号啕大哭,父亲却一言不发,直到离开村里,他都没说一句话,像是傻掉了。母亲一说起这个,就会忍不住掉眼泪。因为母亲,我记住了那两个女孩,和她们的父亲。我无数次想象两个女孩的样貌,于是就有了《大军河》里所描述的情景。我想,这种人类的情感,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其实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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