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计划编著的《中国考古学》的第二分册《新石器时代》，1964年5月由北京大学印刷厂铅印，因封面为红色，称为“64红皮铅印本”。因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虽然不是正式出版，还是得到学界的重视。除了本校自用，还有不少流传到校外。今天看这本书，似乎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才开始的，那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开始。而考古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资料积累的过程，短时期内难以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1952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的时候，很需要有相应的考古学教材，但在短时期很难办到。记得最早开设的课程中，“史前考古”是由裴文中先生讲授的。后来史前考古改名为石器时代考古，其中旧石器时代考古还由裴文中先生（有时还有贾兰坡先生）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则由安志敏先生讲授。我做学生时，新石器时代考古就是听安先生讲的。当时除了夏鼐先生讲授的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学各段课程都没有讲义，连讲课提纲都没有，只发一些晒蓝的器物图片。

　　1958年我毕业留校，任新石器时代考古助教。当时正赶上“大跃进”，学校提出要在学科领域大破大立大跃进，让学生也编写讲义，甚至让低年级学生给高年级学生编写讲义。按照原来的教学计划，我要给57级学生上新石器时代考古课，但在那种形势下已不可能讲课了，只好同学生一起编写讲义。这样在1959年就由师生结合编写出了第一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总共不过5万来字。后来由我和研究生杨建芳两人修改，杨负责仰韶文化部分，我负责其余部分。文稿同《中国考古学》的另外几部分（也是由师生结合编写的）合在一起于1960年出了一个《中国考古学》的红皮铅印本。我第一次跟58级学生上课用的就是这份讲义，但总觉得过于简单，有些观点我也不大同意。一面上课一面修改补充，1962年印发了一个油印本，篇幅已增加到15万多字，名字叫做《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想先走一步，准备再修改后正式出版单行本。因此1963年又花了比较大的精力进行全面修改，篇幅增加到20多万字，就是这个“64红皮铅印本”。

　　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一直关注考古学教材的建设，在本书印出来后不久，我特地登门送请翦老审查。翦老见到我很高兴，一面翻着书一面说：“这些年考古工作有很大发展，就是没有一部综合性著作，你们编写的教材就是综合性著作。一再修改，这回总该可以正式出版了吧？”我说还要多征求意见，准备再作修改。翦老不以为然地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革命也有个阶段论嘛！”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总主编，我把书送给他审阅。苏先生翻了翻，说了些鼓励的话。接着又说，新石器时代考古问题很多，新发现也特别多，可以慢慢消化，不要着急，一正式出版就不好修改了。

　　当时《中国考古学》其他各段的也都没有修改好。没有想到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此事就搁了下来。“文革”后我也曾想重新充实修改，几次动手都因工程量太大，自己杂事又多，难以集中精力，全都半途而废。北大原先计划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也只有《商周考古》由邹衡先生等修改后，于1979年正式出版。俞伟超执笔的《战国秦汉考古》（上）和宿白先生执笔的《三国—宋元考古》（上）于1974年作为讲义铅印，其余各卷都未能完成，非常遗憾。

　　本书所用的资料绝大部分引自1964年以前正式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和调查报告等，少数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习所得，后来也都是发表了的。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考古学有了巨大的发展，新石器时代考古更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理应有一部能够反映当前水平的著作问世。我自己虽也有不少新的认识，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但要完成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著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寄望于长期坚持在考古第一线、掌握丰富的考古资料而又具有相当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后学了。

　　在新的著作出版之前，这本讲义还是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前40年成果的唯一专著。书中收集了当时可能见到的全部资料，经过分析消化初步建立起一个体系，从考古学的发展来看，不失为一块铺路的阶石。这大概是有关方面觉得有必要正式出版的缘故。

　　本次出版完全按照原书的样式，文字部分一仍其旧，不加改动。插图根据原来油印和晒蓝的图片稍加整理编排，尽量保持当年的体系而有所剪裁。几个图版也都是放过幻灯片的，选入本书希望能增加一点色彩。

　　（《中国新石器时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严文明的自序，刊登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