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阿来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皆以植物为引子铺陈故事，推衍世相，通过藏地风情的纤细描摹，镜子般地展现当下中国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拷问现代文明视野下人们灵魂的归属，力图引领人们立足苍茫大地，仰望理想的星空，追索真善美的人性价值。作品批判那些“嘲笑和侮辱自然”的“蛮人”，赞扬那些与自然为邻、为友的“有教养的人”。

　　一

　　阿来这样自陈心曲：“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阿来关切的是，消费时代语境下，藏地特有的为人们所熟知的“物产”突然炙手可热，引发连锁反应的社会境况。青藏高原上的虫草、松茸、岷江柏成为了小说叙述的对象。作品表达物产与物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突显消费时代人心欲望的汪洋恣肆。

　　消费时代的物品日益符号化，并充当了见证社会人心“异化”的象征物。在《河上柏影》中，阿来摘抄了数种植物志关于岷江柏的植物形态、生长属性、地理分布情态的描述，彰显柏树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义。人们与柏树之间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后来人们对柏树进行大规模的砍伐，岷江柏在人们心灵世界的意义逐渐嬗变。阿来说：“这个故事从说树起头，最终要讲的还是人的故事。”作家是通过树的形象来表征人心乃至社会心灵的变迁史、异化史，带有明显的借物喻志的表达策略。

　　《山珍三部》

　　阿来将目光投置于他最为熟悉的藏地生活，有延展消费时代面相的文化意图。消费社会更多地强调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城市文化景观的光怪陆离与喧嚣繁华，以及消费的节日属性、狂欢形态。相对而言，田园风情则成为人们表达文化寻根、情感返祖的有效捷径，是人们对抗城市化而返归精神与情感原乡的现实方式。但是，阿来敏锐地意识到，消费时代不仅体现在视听娱乐和消费意识、消费观念方面，还体现在城市中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它作为一种不可逆、不可抗的生活之流弥漫于整个华夏大地，包括乡村和城市。因此，当阿来以消费时代为背景展现藏地乡村乡民的生活状态，更具有震撼力和冲击力。即便是现代生活资讯和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一般人对于藏地的认知还处于蒙昧或模糊的想象状态，或将之视为香格里拉般的一方净土，对于藏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缺乏深入直观的认知。阿来通过《山珍三部》撕裂了人们的文化想象，还原了藏地日常生活的琐碎、新鲜乃至芜杂的一面，追逐金钱、地位、权势等体现人们世俗身份的现实剧目同样在偏远藏乡不间断地上演。《三只虫草》中的教委主任甚至诱迫小学生桑吉奉献出他费尽千辛万苦挖来的虫草，以作为其恢复权职的工具，而虫草也随着权势的递增，不断地游走于各种交通工具，直至抵达权势的顶点。《蘑菇圈》中的松茸由乡间贴补口粮的替代品一跃成为不同人群实现各种目的的牺牲品。《河上柏影》中的岷江柏亦逃脱不了被砍伐、被掘根最终走向消亡的命运。阿来通过这些高原植物映射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和现状，勾连起人们的生活世界，艺术化地再现了藏地的百味人生，杂糅了他的生态认知、历史感知以及对世情兴衰的复杂丰富的情感体验。

　　由此观之，消费时代或者说是消费社会构成了文本叙述的现实背景，对物欲的抨击是作家的创作初衷所在。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物欲追求都是人们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处境，但若能在追逐的过程中实现心与物的平衡，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二

　　这三部作品之间是有内在的联系的。《三只虫草》以儿童桑吉的视角审视高原物象，带有童真童趣；《蘑菇圈》则以阿妈斯炯饱经风霜的双眸回顾历史，直面现实，带有乡村的智慧；《河上柏影》是以知识分子自居的王泽周的生命历程及其生命体验来感受外力对质朴乡野的强烈冲击，带有无奈的反思意味。可以说，《山珍三部》是以三代人的目光直面高原藏乡的历史和现实情貌，完整地构成了由山野向山珍变迁的发展路径，也铺排出藏民由自然、淳朴的生活跃迁到喧嚣、芜杂的角力场的现实和心理情态。因此，《山珍三部》的三个故事，看似毫无关联，实则有其内在的完整性，三者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藏乡风俗画。

　　《三只虫草》中的乡民们挖虫草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生长在草原的虫草似乎天然地成为人们走向富裕生活的工具，因此“挖虫草的季节，是草原上的人们每年收获最丰厚的季节”，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在实行了“退牧还草”的生态保护举措之后，牧场的范围压缩，相应的畜牧数量也不得不减少，使得搬迁到定居点后的牧民们收入受损。因此，虫草就显得尤为珍贵，虫草对应的是“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服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简言之，虫草就是“钱”。在此，阿来将虫草塑造为维系牧民日常生活开支的象征。对于儿童桑吉而言，收获虫草意味着在省城念书的姐姐就可以和城里的同学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还意味着奶奶看病的医药费有了着落。但在面对虫草时，年幼的深受草原文化熏染的桑吉却有些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30元人民币？”这一“纠结”为草原上的牧民挖虫草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尽管内心愧疚，但为了生计不得不采掘虫草。而寺庙中的一些喇嘛以护佑为名，强行向村民索取虫草，官员们也以各种名目搜购、索要虫草，作为升迁的贿赂之物。虫草成为显示世俗面相的映照，不再是天然的植物，而成为某种生活的符号化的象征。

　　至于松茸等草原上的蘑菇，在藏民的传统世界中，一概称之为“蘑菇”，并无高低尊卑的区别，皆是自然的馈赠，破土而出的蘑菇是春天、生机的昭示。进村的工作队打破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宁静，机村的乡民们意识到蘑菇的烹饪方法是“文明和饮食文化”的体现。人们带着不解、无奈的心绪逐渐接受了所谓的新兴生产生活方式，但吊诡的是，新兴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带来乡民们渴求的富足生活，反而因为违背了基本的生活、生产规律而走向饥荒，松茸之类的自然之物成为人们艰难度日的果腹之物。在荒诞的时代，松茸则成为人们生活的罪证。在开放的年代，松茸华丽变身，成为馈赠佳品，甚至成为支撑机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资。阿妈斯炯的一生就伴随着松茸的价值的不断更新而发生着变化。阿妈斯炯眼中的松茸是带有神性的存在，是果腹之物、亲情象征，更是证明她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体现。但随着消费观念的侵袭，人们以霸占、劫掠阿妈斯炯的蘑菇圈为自己的事业，尾随、跟踪阿妈斯炯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劫掠方式，而将现代仪器放置于阿妈斯炯的身上，借助发展经济的名义利用阿妈斯炯最后的蘑菇圈，则是从根底上体现出消费时代藏乡民众生活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阿妈斯炯失去的不仅仅是赖以维系生活、维护情感的蘑菇圈，更是传统藏乡生活习俗、生活观念的消亡殆尽。

　　相比较桑吉的单纯、阿妈斯炯的固执，《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不仅在血统上是混血儿，而且在文化上亦是混血儿。他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精神平衡的工具是思考。他反思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避免陷入生活的尘俗。但是，现实情况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远遁于甚至蜷缩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舔舐内心的创伤，体味人生的无常。母亲的出身、父亲的逃难、家庭的贫困、事业的委顿等一切都困扰着王泽周，使他陷入一种西西弗斯般的现实荒诞境遇，他始终都在挣扎，但一直都逃脱不了生活之网的束缚。就像村口深扎进巨石的岷江柏，尽管苍翠浓荫、枝繁叶茂，依然无法摆脱被凌辱的命运。王泽周与岷江柏一样在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的语境中成为明日黄花。

　　三

　　《山珍三部》散发出浓郁的悲壮气息。这份悲壮得以生成的原因，在于阿来精神世界的纠结甚至是困惑。生于斯而长于斯的桑吉、阿妈斯炯、王泽周深爱着脚下的这片热土，眷恋着母亲般哺育他们成长的草原、山地、河谷。他们野蛮而倔强地生活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但他们又是如此惬意、自足。而这种封闭的生活情态为外在的强力所打破，他们似乎成为无根的漂萍，拔剑四顾心茫然，无从释放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但同时，阿来又是充满希望地看待新生事物，他把希望寄托在儿童桑吉身上，桑吉没有如阿妈斯炯一样的历史负担，也没有像王泽周一样对苦难的生命体验，暂时的困惑激励着他走向更高远的世界，在摒弃痛苦、仇恨之后，以全新的面貌再造藏乡的和谐，这似乎就是阿来所谓的“人性的温暖”的书写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