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峰在王世襄家

　　高倩

　　近日，作家白峰出版了一本新书《斗蟋小史》，把“斗蛐蛐”这个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单独写成一本书，白峰对这种小虫的喜爱可谓深厚。白峰现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宁阳蟋蟀协会顾问。在《斗蟋小史》之前，白峰还写了不少与蟋蟀相关的书。他先是与柏良合编了《中华蛩家斗蟋精要》，又遵忘年交王世襄先生生前所嘱，完成了《蟋蟀古谱评注》和《解读蟋蟀》。此次的《斗蟋小史》，仍然是一部向王世襄致敬的作品。

　　王世襄是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白峰与王世襄结识于二十年前，这段缘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蟋蟀。在物质贫乏的童年，白峰与许多男孩一样喜欢斗蛐蛐。王世襄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蟋蟀谱集成》的书，这本书既让白峰获益匪浅，也让他在阅读过程中萌生了不少疑问。后来，白峰来到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工作，在老板范用看似无心的促成下，白峰在给王世襄送照片时，与这位鸿儒一见如故。“因为都是爱玩的人，彼此之间没有距离感，非常亲，我向他请教了很多蟋蟀的事。”白峰回忆道，“我曾经提了一个建议，请他出一个点评本对《蟋蟀谱集成》中的诸多疑难进行一次解读。王世襄先生当时正忙着编《明代鸽经》，他说自己要干的活挺多的，蟋蟀玩的时间短，也不能完全解读其中的一些奥秘。他跟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不妨写一本书，把它当成一个事做。”在白峰的印象中，王世襄和自己谈及当年养狗、斗虫的趣事时，“眉飞色舞，灿烂如少年，全然不似八十多岁的老人。此后每至北京，总抽空至畅安先生（王世襄）府上拜望、畅谈，先生每至秋时，也必来电话询问今年山东出没出好虫，有没有得到奇异的好蛐蛐。”

　　有了王世襄的鼓励，白峰开始留心蟋蟀方面的史料和一些相关的问题，“后来慢慢地居然读出点意思来。比如我发现了中国历代的气候变迁和地缘的关系，通过蟋蟀谱，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一些像鸦片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当时的贵族、上层人士是什么样的心态。蟋蟀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个玩物，实际上它关联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

　　中国的斗蟋活动源远流长，明清两代的蟋蟀谱等著述至今仍有流传，但有关斗蟋活动的起源、历代流布情况和当时的斗蟋习俗，却从没有人能说清楚。《斗蟋小史》通过文本比较的方法，大致厘清了宋代蟋蟀谱的面貌；对于早期史料匮乏期，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基本厘定了斗蟋活动的起始上限，对明清以来的斗蟋情况则运用大量史料梳理出流布情况和脉络，并解读了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生活史的情况，同时也对中国历代气候变迁提供了一些佐证。

　　玩蛐蛐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童年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日前于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举办的《斗蟋小史》的新书分享会现场，马未都回忆起小时候抓蛐蛐的情形，种种细节仍然历历在目：“我小时候逮蛐蛐，首先编一个抓的笼子，这个笼子是塔形的，有一个把，因为蟋蟀没有那么容易抓，在荒郊野外脱逃的速度非常快，拿手扣，它会受伤，胳膊腿掉下来就不好了。笼子要自己先拿粗铁丝把框架做下来，再拿细铁丝一点一点编，跟笊篱一样。编好之后带着电筒，拿个大瓶子，带着一沓挂历纸就出去了。”

　　虽然那个年代的快乐在如今看来很是有些“简陋”，马未都却对旧日时光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眷恋：“玩蛐蛐，‘斗’是一部分内容，还有一部分是‘听’，听它鸣叫，尤其是晚上。我办公室有两个大蝈蝈，叫得非常好听，现在一个蝈蝈100块钱，很贵，但是能听见自然的声音。现在的孩子比较可悲，他们有的全部是虚拟的乐趣。当然你也不能说那不是乐趣，但是我认为过去的生活状态还是不错的。我们这代人受了很多苦，但是我们非常幸福。今天，大家能享的福全享了，‘吃’这件事情我们肯定不发愁，收入足以随便吃，你是吃不掉的，住的条件也都得以改善，如果我们内心再能够宽松一点，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