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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爱书的古人

2017-12-07 14:10:41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向敬之 编辑:王进文

《书林丛考(增补本)》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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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工作之余,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写作、增益、修改、补充一本书,精益求精,不得不说作者的行文态度、研学精神,足以让我辈钦敬、叹服不已。翻开岳麓书社新近出版的、郑伟章著述的《书林丛考(增补本)》,较之于前身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书林丛考》,发现不但内容丰赡翔实了许多,而且其中的史实、引用的古文少了不少讹误。如此新书,再次梓行于世,称之为中国古文献学研究史上的一次大的手笔,是不为过的。于读者而言,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盛事。作者能长时间地反复打磨一本旧书,使之再生新的活力与意义,如没有强劲的毅力,是很难做得到的。

  《书林丛考(增补本)》,荟萃了文献学家郑伟章多年来撰写的文献学考据方面的重要篇章。该书从古文献及文献家丛考、《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丛考两个大方面,系统考证了唐集贤院等机构的创立、职能、职官、地点和藏书、校书、写书、编目等活动,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诸多文献家藏书、印书、校书、编目及其家族世系等情况。尤其是,作者从《四库全书总目》中辑录出90位私人藏书家一一考证其生平、文献活动事迹,并将各家所著录的简目附后,为广大读者和学者提供了数十种藏书目录。可以说,篇篇频见新思路,段段蕴涵新史料。

  慈溪郑氏二老阁,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常熟张氏传望楼、爱日精庐,苏州潘氏香雪草堂、西圃,金山钱氏守山阁,贵州莫氏影山草堂,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绍兴徐氏古越藏书楼、铸学斋、述史楼,贵池刘氏聚学轩,武进陶氏涉园等的藏书、刻书佳话,对于我们,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但在作者的笔下一一被详叙,不吝笔墨。他对各大的藏书家、藏书世系、藏书阁楼,娓娓道来,对不同地方藏书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并不时涉及藏书楼建筑、藏书保护技术、刻书状况、影响书目。能有如此多的素材熟稔于心,有这样珍贵的文字行诸笔端,不能不说,作者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有心之人。

  也正是由于他能此般在文献学天地求学问,我们才能发现不少古代图书事业的真迹。平常我们谈起隋炀帝杨广,总要把他与秦始皇联系一起,许以暴君的称谓。他们的确残暴,一点不假,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又有几人知晓,秦始皇虽然有过“焚书坑儒”的卑劣“壮举”,让两千多年的后来人无不切齿唾骂;但是,他竟然留给了西汉石渠、天禄两阁图书。杨广虽在野史中杀兄弑父、欺母霸嫂,于正史上亦不多有光彩;然而,无论是《唐书》《宋史》,还是《通志》《经籍会通》,对于他推动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不乏颂扬之词。在郑伟章看来,也从史书中关于隋朝藏书的记载看来,炀帝倒是名副其实地为中国藏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善举,不是危坐高位颐指气使敦促下人完成,而是积极网罗人才、亲近人才,大规模地编书、校书,如此行为,已大大强过了不翻书的刘项之徒,也为李唐一代数朝君王大兴集贤院、弘文馆、崇文馆、秘书省等,树立了较为完美、意欲超越的比照形象。也许,明清两代的永乐大修《永乐大典》、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精编《四库全书》,说不定是受了杨氏的榜样启发。作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杨广强力推进图书事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史实。郑伟章的努力,也让我们拨开迷雾、冲破成规,认识了一个新的隋炀帝。

  虽说《书林丛考(增补本)》是一本中国文献史观察的平常散记,但其中不少记述,让我们清晰感知了古人和近人藏书、刻书、校书和献书之类的详细历史。在《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中,作者给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江春为了向清高宗南巡表忠诚、替四库馆修书征文献,几乎殆尽全部家产。可惜的是,能养士、办戏班、善逢迎的江老板,虽与皇帝交谊深厚,却只能被没有记住名字的万岁爷呼之为“江必达”。关于已有130多年实用价值的《书目问答》,其版刻实况、校补纪略和著作权归属之类问题,虽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有知情者著文传讹。而作者通过行之有效的考证后,一一作了理据充分的说明,在他看来,张之洞作为真正的作者,是不能怀疑的。作者还认真解读了一组明清奏疏题跋记,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的一些政治、军事、民风等,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证明。

  在《书林丛考(增补本)》中,许多考据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今人而言,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一座丰碑,久经风雨而不失光彩。很少有人知道,青年蔡元培曾经为绍兴徐氏做过伴读、刻过书、校过书。如有知晓者,却被错误的记载误导,再次以讹传讹。长期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关于先生的传记、年谱等,总是误记为是在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而真实所在的记录,应该是郑伟章所考证出的徐友兰的铸学斋。年轻的蔡先生在19世纪末,虽然校着旧典籍、读着儒家学说,但骨子里主张、也希望激发学生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但最终为旧派人士所排挤而愤然离去,开始了新的思想文化追求。郑伟章能有如此的发现,为中国的文献研究所做的,已不是绵薄的贡献。因为在他的书中,也不止一两处这样的考证。研究传统藏书情况,作者不只是写艰难积累的一面,也深深地痛恨着祖父积、子孙弃的无奈和悲切。这些,对于我们真实认识中国文献学、藏书史,大有裨益。

  我们对《四库全书》,是不陌生的。皇皇大书,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编纂成集,影响至今仍光彩熠熠。其底本除各省采进本、内府藏本刊本、《永乐大典》本外,地方和中央私人藏书家所献家藏本、家刊本、家刻本、购进本、进呈本,亦不在少数。郑伟章不辞辛苦,在原来书稿基础上,大为增益补充,着力考证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的家世、生平事迹和献书实况,为我们了解《四库全书》的资料来源,指出了清晰的路途,而且带有了鲜明的名士录、馆臣传性质。对于“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两淮马裕家藏本”及“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等献书数量良多者,作者均予以了较为详细考证,其中,没有资料的堆砌和罗列的感觉。所考据的90人中,除30位知名人士史料易得之外,其他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名字只见于方志之中的某个角落。而作者边检史书,仔细考索,着实费尽周折。如为了弄清“刑部员外郎张道源家刻本”的本来面目,作者先后查阅《清朝进士年里题名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州府志》和《浮山县志》等书,反复求证。

  作者对藏书史实予以孜孜以求的考证、默默认真的行文,较之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了明显增补,甚至可以作为可靠的史料,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四库全书》与清史提供堪以信赖的最新线索。作者以一种专业主义的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怀抱,探索《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的盛举,务实求真,追根究底,确是我国文献研究的幸事。当前,我国不少知名学者、出版社,正通力协作,编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书《中华大典》,是喜事,也是好事。如各地珍藏善本的图书机构、个人,能如同三百多年前《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献书人那样,热忱襄助,将是对完好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起着功德无量的作用和价值。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郑伟章满怀虔诚,真实记录有益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人们和事迹。无论过去多少年,历史的清风定然会吹尽尘封记忆的一切,那时看来,作者考据古文献、古藏书机构、文献家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于人们以榜样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

  每一部关于文献研究的著作,都有自己的观照视野,郑伟章的《书林丛考(增补本)》也不例外。虽说作者没有去考量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清嘉道间黄丕烈士礼居刻书等著名藏书、刻书情况,但他的丛考的的确确落到了实处,使得《书林丛考(增补本)》完完全全表现着史料性、知识性的可贵,研究创新,逻辑缜密,文笔晓畅,不但有着可读性,而且耐读,也值得仔细精读,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机构的真正面容、私人藏书家的苦乐追求,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习参考型读本。它的问世,不但为我们爬梳了古代皇家藏校书籍部门的来龙去脉,而且有效揭密了近代私人家族藏书和《四库全书》收录真相。

  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本身,是离不开文献学研究的,其不变的事实,决定了研究者们同自己的精神归宿,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多年来,郑伟章用心地、一以贯之地感受着中国文化和文献学问,无法克制也不能抑制的痴情和冲动,浩荡恣肆,不断促使他认真思考文献学的厚重,诸如《文献家通考》《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和《书林丛考(增补本)》,就是证明。也正是这样的选择和坚持,让我们了解了文献学存在与发展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

  能够在很长时间内考证、思考和写作,利用文字把他所发现的文献学研究的秘密,一一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这需要一种持久的感觉和毅力,甚至还要面对别人的无情批判与冷嘲热讽。郑伟章在《书林丛考(增补本)》中所做的努力,应该说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因为文献学史上的任何人物、文字,都起着真实而庄严的意义。我们阅读其中的文字,也会感受到词语材料建构大手笔的强力与韧性。而创造者所付出的心思和技艺,更是充满智慧和勇气,通过不断的重新检视、确认和补充,从而调整出了一种与时俱进而意想不到的文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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