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丛考（增补本）》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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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工作之余，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写作、增益、修改、补充一本书，精益求精，不得不说作者的行文态度、研学精神，足以让我辈钦敬、叹服不已。翻开岳麓书社新近出版的、郑伟章著述的《书林丛考（增补本）》，较之于前身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书林丛考》，发现不但内容丰赡翔实了许多，而且其中的史实、引用的古文少了不少讹误。如此新书，再次梓行于世，称之为中国古文献学研究史上的一次大的手笔，是不为过的。于读者而言，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盛事。作者能长时间地反复打磨一本旧书，使之再生新的活力与意义，如没有强劲的毅力，是很难做得到的。

　　《书林丛考（增补本）》，荟萃了文献学家郑伟章多年来撰写的文献学考据方面的重要篇章。该书从古文献及文献家丛考、《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丛考两个大方面，系统考证了唐集贤院等机构的创立、职能、职官、地点和藏书、校书、写书、编目等活动，着重论述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诸多文献家藏书、印书、校书、编目及其家族世系等情况。尤其是，作者从《四库全书总目》中辑录出90位私人藏书家一一考证其生平、文献活动事迹，并将各家所著录的简目附后，为广大读者和学者提供了数十种藏书目录。可以说，篇篇频见新思路，段段蕴涵新史料。

　　慈溪郑氏二老阁，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常熟张氏传望楼、爱日精庐，苏州潘氏香雪草堂、西圃，金山钱氏守山阁，贵州莫氏影山草堂，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绍兴徐氏古越藏书楼、铸学斋、述史楼，贵池刘氏聚学轩，武进陶氏涉园等的藏书、刻书佳话，对于我们，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但在作者的笔下一一被详叙，不吝笔墨。他对各大的藏书家、藏书世系、藏书阁楼，娓娓道来，对不同地方藏书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并不时涉及藏书楼建筑、藏书保护技术、刻书状况、影响书目。能有如此多的素材熟稔于心，有这样珍贵的文字行诸笔端，不能不说，作者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有心之人。

　　也正是由于他能此般在文献学天地求学问，我们才能发现不少古代图书事业的真迹。平常我们谈起隋炀帝杨广，总要把他与秦始皇联系一起，许以暴君的称谓。他们的确残暴，一点不假，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又有几人知晓，秦始皇虽然有过“焚书坑儒”的卑劣“壮举”，让两千多年的后来人无不切齿唾骂；但是，他竟然留给了西汉石渠、天禄两阁图书。杨广虽在野史中杀兄弑父、欺母霸嫂，于正史上亦不多有光彩；然而，无论是《唐书》《宋史》，还是《通志》《经籍会通》，对于他推动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不乏颂扬之词。在郑伟章看来，也从史书中关于隋朝藏书的记载看来，炀帝倒是名副其实地为中国藏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善举，不是危坐高位颐指气使敦促下人完成，而是积极网罗人才、亲近人才，大规模地编书、校书，如此行为，已大大强过了不翻书的刘项之徒，也为李唐一代数朝君王大兴集贤院、弘文馆、崇文馆、秘书省等，树立了较为完美、意欲超越的比照形象。也许，明清两代的永乐大修《永乐大典》、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精编《四库全书》，说不定是受了杨氏的榜样启发。作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杨广强力推进图书事业的发展，是不容否认的史实。郑伟章的努力，也让我们拨开迷雾、冲破成规，认识了一个新的隋炀帝。

　　虽说《书林丛考（增补本）》是一本中国文献史观察的平常散记，但其中不少记述，让我们清晰感知了古人和近人藏书、刻书、校书和献书之类的详细历史。在《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中，作者给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江春为了向清高宗南巡表忠诚、替四库馆修书征文献，几乎殆尽全部家产。可惜的是，能养士、办戏班、善逢迎的江老板，虽与皇帝交谊深厚，却只能被没有记住名字的万岁爷呼之为“江必达”。关于已有130多年实用价值的《书目问答》，其版刻实况、校补纪略和著作权归属之类问题，虽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有知情者著文传讹。而作者通过行之有效的考证后，一一作了理据充分的说明，在他看来，张之洞作为真正的作者，是不能怀疑的。作者还认真解读了一组明清奏疏题跋记，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的一些政治、军事、民风等，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证明。

　　在《书林丛考（增补本）》中，许多考据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今人而言，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上一座丰碑，久经风雨而不失光彩。很少有人知道，青年蔡元培曾经为绍兴徐氏做过伴读、刻过书、校过书。如有知晓者，却被错误的记载误导，再次以讹传讹。长期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关于先生的传记、年谱等，总是误记为是在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而真实所在的记录，应该是郑伟章所考证出的徐友兰的铸学斋。年轻的蔡先生在19世纪末，虽然校着旧典籍、读着儒家学说，但骨子里主张、也希望激发学生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但最终为旧派人士所排挤而愤然离去，开始了新的思想文化追求。郑伟章能有如此的发现，为中国的文献研究所做的，已不是绵薄的贡献。因为在他的书中，也不止一两处这样的考证。研究传统藏书情况，作者不只是写艰难积累的一面，也深深地痛恨着祖父积、子孙弃的无奈和悲切。这些，对于我们真实认识中国文献学、藏书史，大有裨益。

　　我们对《四库全书》，是不陌生的。皇皇大书，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编纂成集，影响至今仍光彩熠熠。其底本除各省采进本、内府藏本刊本、《永乐大典》本外，地方和中央私人藏书家所献家藏本、家刊本、家刻本、购进本、进呈本，亦不在少数。郑伟章不辞辛苦，在原来书稿基础上，大为增益补充，着力考证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的家世、生平事迹和献书实况，为我们了解《四库全书》的资料来源，指出了清晰的路途，而且带有了鲜明的名士录、馆臣传性质。对于“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两淮马裕家藏本”及“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等献书数量良多者，作者均予以了较为详细考证，其中，没有资料的堆砌和罗列的感觉。所考据的90人中，除30位知名人士史料易得之外，其他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名字只见于方志之中的某个角落。而作者边检史书，仔细考索，着实费尽周折。如为了弄清“刑部员外郎张道源家刻本”的本来面目，作者先后查阅《清朝进士年里题名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州府志》和《浮山县志》等书，反复求证。

　　作者对藏书史实予以孜孜以求的考证、默默认真的行文，较之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了明显增补，甚至可以作为可靠的史料，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四库全书》与清史提供堪以信赖的最新线索。作者以一种专业主义的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怀抱，探索《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的盛举，务实求真，追根究底，确是我国文献研究的幸事。当前，我国不少知名学者、出版社，正通力协作，编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书《中华大典》，是喜事，也是好事。如各地珍藏善本的图书机构、个人，能如同三百多年前《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献书人那样，热忱襄助，将是对完好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起着功德无量的作用和价值。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郑伟章满怀虔诚，真实记录有益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人们和事迹。无论过去多少年，历史的清风定然会吹尽尘封记忆的一切，那时看来，作者考据古文献、古藏书机构、文献家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献书人，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于人们以榜样的力量和思想的启迪。

　　每一部关于文献研究的著作，都有自己的观照视野，郑伟章的《书林丛考（增补本）》也不例外。虽说作者没有去考量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清嘉道间黄丕烈士礼居刻书等著名藏书、刻书情况，但他的丛考的的确确落到了实处，使得《书林丛考（增补本）》完完全全表现着史料性、知识性的可贵，研究创新，逻辑缜密，文笔晓畅，不但有着可读性，而且耐读，也值得仔细精读，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文化机构的真正面容、私人藏书家的苦乐追求，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习参考型读本。它的问世，不但为我们爬梳了古代皇家藏校书籍部门的来龙去脉，而且有效揭密了近代私人家族藏书和《四库全书》收录真相。

　　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本身，是离不开文献学研究的，其不变的事实，决定了研究者们同自己的精神归宿，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多年来，郑伟章用心地、一以贯之地感受着中国文化和文献学问，无法克制也不能抑制的痴情和冲动，浩荡恣肆，不断促使他认真思考文献学的厚重，诸如《文献家通考》《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和《书林丛考（增补本）》，就是证明。也正是这样的选择和坚持，让我们了解了文献学存在与发展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

　　能够在很长时间内考证、思考和写作，利用文字把他所发现的文献学研究的秘密，一一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这需要一种持久的感觉和毅力，甚至还要面对别人的无情批判与冷嘲热讽。郑伟章在《书林丛考（增补本）》中所做的努力，应该说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因为文献学史上的任何人物、文字，都起着真实而庄严的意义。我们阅读其中的文字，也会感受到词语材料建构大手笔的强力与韧性。而创造者所付出的心思和技艺，更是充满智慧和勇气，通过不断的重新检视、确认和补充，从而调整出了一种与时俱进而意想不到的文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