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文学评论选》，何平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何平认为，每一种文学发布行为、媒介和途径都类似一种“策展”。他尽量避免将自己的观感和见解施加到别人身上，只是诚实地做一个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

　　既先后在《文艺报》《花城》等主持品牌栏目，又在《美文》开辟文艺随笔专栏，南来北往，何平施展着他十八般武艺，不断地在报刊见他文章，又见他穿梭于各种活动现场，诗歌、散文、小说都可展开讨论，网络文学、传统文学亦能左右开弓。二十年前，何平的同事兼领导汪政（现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在如皋师范学院建议何平写评论文章时，大概没有料想，此番建议给何平另辟一番天地。

　　在主持“花城关注”的开栏语中，何平将此栏目理解为“文学策展”。因为当下中国，写作者和读者公众的交流已经不完全依赖传统的文学期刊这一中介。类似豆瓣、简书这样基于实现个人写作的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号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印刷品等挑战的不只是传统的文学期刊，甚至包括“起点”“晋江”这样的大型网文平台。他认为，每一种文学发布行为、媒介和途径都类似一种“策展”。策展人只是一种选择，读者也只是选择。他尽量避免将自己的观感和见解施加到别人身上，只是诚实地做一个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

　　中华读书报：起意主持“花城关注”这个栏目，是基于什么？

　　何平：基于对当下批评现场的观察和我自己批评实践的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批评家对当代中国文学发言的时候，往往喜欢对当代中国文学下全称判断。每到年底类似文章会纷纷出来，比如2017年中国当代文学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习焉不察的是，这个全称判断只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一局部，很多作家、尤其是极富冒险精神的写作者消失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描述中。

　　2016年初在和《花城》朱燕玲主编商量这个栏目时，我就在想“花城关注”该给当下中国文学做点什么？按照期刊惯例，我们当时想从年轻作者做起。无论前代作家多么有创造的活力和勇气，“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既然“发现文学新生力量”从来是文学期刊可以提振士气的良药，我们也可以做。同时代的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最终“花城关注”成了现在这样不再局限年轻作者，而是着眼发现新的文学可能的栏目。

　　中华读书报：可否具体谈谈您做这些访谈的程序和着力点？

　　何平：“花城关注”不是单纯代际意义上的年轻作家的栏目，审美意义上“年轻”的选择要比单纯的年轻作家难得多，我需要把他们至少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来检验可能提供给当下文学的新的可能性。

　　做这些对谈之前我都预先对访谈对象的作品进行“编年史”式的阅读，再进行书面、面对面或视频等形式的采访。我强调的是双向对话的“对”，而不是单向度提问的“访”。理想中，我是将对谈作为他们当期发表作品的延长线，或者将当期发表的作品作为对谈的延长线。再有，对谈和访谈曾经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和文类，但今天专业的批评家很少用对谈或者访谈这种方式，我想通过我做的对谈，尝试拓展这种批评文类的边界。在具体的工作现场，我强调不修饰我作为批评家的局限，就像有的朋友所说，他们能够感到我经常被作家问到“绝境”。我并不为自己的局限感到羞耻，某种意义上，批评家的局限也是批评的限度，批评家并不先天赋予高于作家的审美能力。

　　中华读书报：是怀有怎样的心态接近这些年轻作者？这个群体，好像与您之前所做的评论工作有一些区别？

　　何平：我的批评实践，以传统的“作家论”来看，确实关注成名作家比较多，比如贾平凹、阎连科、张炜、苏童、迟子建、阿来等我都做过长篇的作家论，但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年轻作家在他们声名还不算显赫时，我也写过专论，比如孙频、笛安等。衡量一个文学时代我们可能有一个指标，就是看出了多少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往往被我们忽视掉了，就是青年作家在他们各自时代的创造力，每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都是一个青年创造的文学时代。这个可以从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史来看，在每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都是一个青年的文学时代。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花城关注”？

　　何平：“花城关注”目前为止关注了18个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他们各自的写作起点不同，生活境遇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富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我觉得他们的写作姿态和精神气质都不同程度上冒犯文学惯例。我希望我的工作部分实现做“新文学”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的批评理想。

　　中华读书报：这个栏目有何特殊的意义？您先前也在《文艺报》等主持栏目。

　　何平：栏目主持人的办刊方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被许多刊物所采用，我印象最深的是某一个阶段的《上海文学》和《钟山》，陈思和、蔡翔、丁帆、王干等批评家的个人立场左右着刊物趣味和选稿尺度。“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对我的特殊意义在于，“主持”即批评——通过主持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臧否，也凸现自己作为批评家的文学判断。去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文艺报》主持讨论“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同样是“问题意识”导引。

　　中华读书报：您的评论，感觉很感性、很实在，没有凌空蹈虚的概念化抽象化的内容。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文章风格？

　　何平：我自己无法评价自己的文章风格，但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文体意识。所以，文学批评应该首先是美文。当下文学批评打着学术的旗号，却是学术八股盛行，一些不懂文学的所谓批评家成为论文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手。我不认为他们是批评家，也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文学批评。

　　中华读书报：做评论，是否有一套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如何面对海量的网络文学？

　　何平：我的方法是文本细读和现象观察，比如网络文学就很难用文本细读，我只是把它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一种现象来看待的。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的评论范围很广。可否具体谈谈，您的评论对象是如何选择的，还是被动接受？

　　何平：我的文学批评其实只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评论范围广，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我在修复被片面化被狭窄化的文学版图。所以我会关注网络文学、基层文学、儿童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等等，只要能够丰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我就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比如网络文学，我从2008年，甚至更早，跟踪下来的结果是“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就是讲长的故事。我也知道，我这过于好奇的性格，浪费太多的时间，使得我不可能成为术业专攻的学者，亦辜负我的导师老师朱晓进先生的期望。

　　中华读书报：在一些评论中，不乏有振聋发聩之语。下那样的结论，是需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何平：我经常说，文学研究也要做类似的“田野调查”，我的一些判断貌似险峻，其实背后都有广泛的阅读和田野调查的支持，不只是对儿童文学，对网络文学，对青年写作，对一些成名作家，等等，我都有过激烈的批评。我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在现场的读者和观察者，然后才是专业的研究者。

　　中华读书报：您是否也有把握不好的作品？

　　何平：我承认批评家是有局限的，我把握不了的作品和问题很多，有的时候因为对他们的作品太熟悉，甚至喜欢到迷恋的程度，反而把握不了。比如苏童，我从大学就开始读他的小说，我抄过他小说的很多片断，也被他的小说激发写过诗，

　　但我只写过他一篇评论，而且我觉得写得很不好。

　　中华读书报：遇到把握不准的情况，您一般怎么解决？

　　何平：搁置一段时间吧，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有感觉了，比如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我是用两年的时间读了三四遍才写出评论的。

　　中华读书报：陈思和曾经说，他写评论，下笔之前至少要读三遍作品。当下文学创作如此繁荣，似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了。您写评论文章，一般是怎样？

　　何平：这次江苏作家协会要出我的评论选，在编选过程中，我留意到我文章后面标注的写作时间，三四个月写一篇的很多，除了短书评，一般的作家作品论，我肯定是要读三四遍作品的。如果一个批评家不想以量取胜，肯定要“慢”写作的。

　　中华读书报：觉得您是特别具有问题意识、而且是不怕“得罪”人的评论家。很多文章开宗明义提到“xx作家创作局限论”等。写这样的文章，您有顾虑吗？

　　何平：怕得罪人是做不了批评家的。“花城关注”几乎每一个专题都要得罪一群人，不能把文学批评变成勾兑的文学交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