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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刚刚咂摸出写作的新滋味儿

2017-12-12 09:27:40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 编辑:王进文

  刘震云,著名作家、编剧、第8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58年出生,河南延津人。著有《塔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有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

  印 象

  他始终喜欢

  用故乡丈量世界

  放眼文坛,像刘震云这样被主流文坛和商业市场双认可的作家并不多见。从《塔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到《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他不仅在文坛横扫诸多文学大奖,还在电影圈包揽了不少编剧奖,2013年以电影《一九四二》先后拿下第31届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改编剧本奖、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今年则凭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柏林电影节亚洲璀璨之星单元勇夺最佳编剧奖,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摘得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编剧奖。

  不过,刘震云更爱写小说,他说:“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除了每天跑步、写作,他还爱逛菜市场,对瓜果蔬菜的价格了若指掌,喜欢在快收摊儿时和下雨天去捡便宜。第8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时,爱吃面的他正在菜市场犹豫是买贵一点儿的西红柿做卤呢还是买便宜一点儿的茄子,出版社的人打来电话:“你获奖了,奖金比过去提高了!”(提高后的茅盾文学奖奖金是50万元)──让他当即决定买贵一点儿的西红柿。

  不管收获多少荣誉奖金,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受故乡影响的刘震云,始终喜欢用故乡丈量世界,热爱写小人物小事件里的大道理。原因他说过,当年因为家里穷,从不求人的外祖父只能等到集市快散时,求摊主把要扔掉的碎牛肉皮给女儿尝一口,“我妈吃到了一小口牛肉,牛肉成了她最爱吃的食物。我妈好不容易才吃到的一块牛肉,和20世纪改天换地的历史洪流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对我来说,那一小块牛肉更重要。”

  时隔5年,刘震云终于推出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首印90万册,他“熟悉的人”又来了,“我期待买这本书的读者觉得花一杯咖啡的钱买值了,读这本书的时候读着读着就笑了,但有的地方还想哭,第二天再想起来的时候,还能有特别深入的思考。”30年前,他的书也就印3000册,印数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认可,但这是对你以前作品的认可,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这本书写好了?如果没写好的话,印数越多就越骗人。”

  我讨厌在作品里油嘴滑舌

  生活中也讨厌油嘴滑舌的人

  记者:书名怎么想到要嵌入网络词汇?

  刘震云:其实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吃瓜”是什么意思,怎么群众变成吃瓜的了?后来我从网上看到一个笑话,好像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大家去采访离这件事情发生地不太远的一个老大爷,这个大爷说“我根本没看见,我在吃瓜”,所以就有了“吃瓜群众”这个词。我揣度了一下,吃瓜这个词,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现在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生活中从不缺乏惊心动魄的大戏,这是能产生吃瓜时代的生活基础。我觉得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吃瓜”也“被吃瓜”,走在大街上,让人乐不可支的事儿俯首即是,每天从网上、报纸上,特别是从微信、微博里看到有趣的事太多了,所以我肯定是吃瓜群众的一员。

  记者:读者都喜欢您的“刘式幽默”,据说新作是您最幽默的小说?

  刘震云:其实我写的每个字都特别质朴,没有一句是俏皮话,我讨厌在作品里油嘴滑舌,生活中也讨厌油嘴滑舌的人。我是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内部藏着荒诞和幽默,这样幽默就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我的幽默一般体现在故事架构和人物架构上,也就是小说的节奏上,当节奏已经很幽默的时候,语言就千万不要再油嘴滑舌了,越质朴越好,这样会形成一种映照关系。为什么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我最幽默的小说?因为我这次写的是四个不同层次、彼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穿越大半个中国被“打着了”,过去我写的人物关系都是显见的和紧密的,这次写的是四个人关系的空白,空白背后藏着道理,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体会到了但没提炼出来的微妙关系,空白越大,可供脑补的幽默就越多。其实这次小说真正的主角并不是这四个人,而是在小说里根本没有出场的吃瓜群众。这是我的一次新尝试,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看我之前的作品,你可能笑两回,看这本书有人说还要再笑三四回,因为幽默全在空白里,所以我觉得它更幽默一些。

  记者:没想到您会说自己的写作刚刚开始……

  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是初学者的状态,这话并不是虚伪,因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语言上,我确实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儿。我觉得一个作者最好的状态是下一部作品和上一部作品写得不一样,如果精神脉络、艺术风格、人物类别是相同的,对我来讲,创作的兴趣就不太大了。上一部作品《我不是潘金莲》写一个告状的妇女牵扯出一串人,写的是紧密联系的事;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结构上,用了197000字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结构是衡量作者写作高度的主要标准。此外,最大的挑战来自语言,要拿捏好四个不同阶层人的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特别简洁。文字简洁就是尽量不用形容词,光简洁还不够,简洁里还要能呈现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这就证明你的语言达到了有心得的阶段。有一句话叫,得失寸心知,初学者心态最大的好处就是,会给你的写作带来极大的信心。

  记者:您的小说既荒诞又现实,您怎么看待荒诞与现实的关系?

  刘震云:创作的时候想象力主要体现在结构上,幽默荒诞凸显在结构上,这样的创作是比较深入的。对小说来讲,细节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越是荒诞的东西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真实,就像喜剧和悲剧的关系一样,真正的喜剧底色和土壤应该是悲剧的,而真正的悲剧则产生喜剧效果,这个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小说结构是荒诞的,细节也是荒诞的,那就顺拐了,说明作家的功力非常不够。有个日本评论家说过,刘震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这话让我挺有感触的,替读者把肺腑之言说出来,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因为这些肺腑之言,在生活中往往是被忽略的,文学就是把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一点一滴地捡起来。

  我小说写得是真好

  我剧本写得真不好

  记者:您今年又拿了两个编剧大奖,当作家和当编剧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我曾经写过剧本,但我不会写剧本,我小说写得是真好,我剧本写得是真不好。我觉得小说和电影剧本最大的区别就是,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是怎么来的,要从头至尾说清楚,而说清楚最好的手段就是心理描写;但影视是表演艺术,心理描写对电影来说没有用,电影讲究显性的东西。电影有点儿像河流,不停奔流向海,有落差时会形成瀑布;而小说就仿佛大海,潮涨潮落,内里都是涡流和潜流。或者说,影视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重视炒菜的过程,包括油热了之后肉和菜下锅的声音。可以说,我的小说是最不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离影视的气质特别远,比如完整的故事、集中的人物、起伏的情节……这些最基本的电影元素,我的小说里都没有。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小刚说还是你来写吧,包括那头牛怎么想的,你能写得很深入,我说行,这可是你让我写的。结果他看了就挠头,他发愁的经典动作就是一边挠头一边抽烟。电影获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

  记者:您和冯小刚合作过四部电影,您怎么评价冯导?

  刘震云:小刚跟我合作过《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不适合改编电影的小说他为什么拍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之外的东西,可能是这个作品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冯小刚作为导演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看到别的导演看不到的地方。他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包括跟电影的关系、跟生活的关系、跟导演的关系,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可能小刚在媒体面前容易发脾气,但是他看世界是非常冷静的,创作非常安静、思考也很深入,他的神经末梢非常枝繁叶茂,能触及一般人到触及不到的地方。生活中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好朋友就是遇到事情想找人商量、想找人陪着一起去的时候,给这个人打电话,心里没有任何障碍。

  记者:除了冯小刚,您女儿也曾把您的作品拍成电影,您想过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给谁拍吗?

  刘震云:其实我的作品从来不是我主动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的,我都是被改编、被影视,我决定不了一部小说能不能被拍成电影。现在不管小刚还是我女儿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感兴趣。等他们看了之后,我想他们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要改编成电影有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这四个人物怎么在电影里呈现,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我是个特别沉闷无趣的人

  性格也不是特别好

  记者:您现在都被当成“段子手”了,在生活中也这样幽默吗?

  刘震云:可能大家读我的作品或在公众场合见个面,就觉得我是个特别和气、说话有意思的人,其实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在工作、生活中跟我接触比较多、比较熟的人,包括家人都知道我是个特别沉闷无趣的人,性格也不是特别好,脾气还非常暴躁。在出书阶段,我的图书编辑基本上每天会挨我两次说。我发现她的涵养比我好多了,不管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她都首先说“我错了”,有时候我都奇怪,我什么都没说呢,怎么就是你错了?你到底错哪儿了?我应该向她学习,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尽量学、尽量改。

  记者:这次您太太也来给您的新书捧场,她是您的粉丝吗?

  刘震云:我太太能来现场,我非常感动,因为她前两天一不小心把腰闪了。不过她告诉我说,小刘你想多了,我过来是吃瓜的。作为一个缺点很多优点很少的人,我在家里就是一个被领导者,一举一动都服从领导的安排。郭老师就是我们家领导,郭老师能够容忍我,我觉得她确实比我看事物的胸怀大很多、比我的境界高很多。对待家里的领导,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她说什么你就赶紧说是。因为郭老师是非常著名的从事公益事业的律师,我在写《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时候,从她和她接触的人身上得到很多启发,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表扬郭老师。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都在大学任教,您在大学做教授的感受如何?怎么看作家们都去大学当教授这个现象?

  刘震云:别的朋友去大学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我不是特别清楚,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特别爱打听闲事的人。我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但我这个教授跟真正带博士、硕士的教授不是特别一样。文学院里有个国际写作中心,我是写作中心里的一员。有时候我可能会去学校,一年做一两次讲座,所以作为教授来讲,我确实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出很多科研成果,在我之前很多朋友都来任教了,我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底线。

  刘震云口述

  我有两个特别好的人生导师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所学校──也就是我的老家──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外祖母,一个是我舅舅。

  我外祖母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字,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是方圆四十里的明星──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她割麦子是我们那里速度最快的,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二百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还在割。

  我有一个舅舅是木匠,他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方圆四十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有一次炉边谈话。我说,同行说你毒,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我毒、说我好,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让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我比他做得更好。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木匠,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喜欢闻做木匠活儿刨出来的刨花的味道。我当木匠会有恍惚的时候,当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我就想,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是一棵杨树,我就想,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我觉得我舅舅已经到达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

  我开车路过我们国家的马路,两边基本上看到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但是你要到其他国家,像欧洲、北美其他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对比,可能恰好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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