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懵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彼时去古已远，荒草萋萋。而今回望，更是渺渺无稽。惟有神话传说，尚留些微履迹。

　　各国古史，希腊、拉美、印度，莫不如此。中国的最初面貌，同样模糊难觅，藏于口耳相传。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黄帝征蚩尤、大禹治洪水……我们的神话很古老，作为一门学问，诞生却不过百余年。晚清末年，西学东渐。从此迄今，烙印深刻。

　　这一点，刘毓庆有体会。他多年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学研究院院长。《神话与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一书，是他毕30年之力的论文精选。刘毓庆自述，经历“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的迷茫之后，他发现，最大的错误出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上，于是他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做参考，改为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梳理分析。

　　以我陋见，中国神话学研究不必刻意排斥西方影响。如刘毓庆说“逐日”的“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分析“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虽说这是各民族早期先民的共同意识，但在他的解释过程里，以性欲作为创造力的源泉，以“水”之神话意象考察女性之性焦虑，还是能明显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子。西学严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要求，在把散落的中国神话归拢成体系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中国文化的内核，不能丢。

　　搜神志异、训诂考据的治学传统，形成了中国神话学的另一脉络。1925年，王国维就在《古史新证》中提醒，“地下之新材料”可供实据，“纸上材料”“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也“不能加以否定”，此谓“二重论据法”。刘毓庆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要“强调上古史研究的独立性，不过度依赖考古”。《论稿》的特色，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参考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和民间传说，多重证据，以证其成。

　　以《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为例。玄武“龟蛇合体”的生物学根据，不可能指考古能否发现“龟蛇合体”化石，世界上没有这样奇异的动物。那么，为什么壁画等艺术频现这种形象？刘毓庆搜检《新唐书》《录异纪》《本草纲目》等记载，推测古人必定见过自然界龟蛇相斗，这种龟可能就是《尔雅·释鱼》所说的：“（摄龟）小龟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张开，好食蛇，江东呼为陵龟。”进一步结合《白虎通》《太平御览》等古籍，刘毓庆推理龟蛇合体即共工颛顼相争之形态，共工即蛇，颛顼即龟，蛇以性征，龟昭长寿，引出先秦生命哲学有关性与寿的思考。

　　作为山西学者，刘毓庆尤其重视山西地区的上古史研究。他考察太行太岳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释名“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名。特殊的地理铸造强悍的人格。结合地方志记述，刘毓庆指出，“崇尚英雄、张扬意志、追求圆满，是中国文学承自于上古神话的三种精神”。另外，他对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的研究，既赖书典博引，并有钱穆等多方论述，渊厚且扎实。

　　本书还多次提及袁珂的“广义神话学”。“神话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思维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任何时代都会有神话，而不只是限于人类童年。”后记里的这句话，概括了刘毓庆对袁珂的沿袭与发展。吸收前辈看法化为己见，是很好的，但还要关注异议。如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战国秦汉400余年间，诸子百家杜造了许多先古史事，典籍多后人附会。所以，研摩上古史，须注意典籍之可靠性。如何从神话中获得文明发达之端绪，如何达成考古与典籍的更好印证，如何让西学理念与中国传统融合，这些仍是中国神话学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