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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与我的乡亲

2018-01-19 08:38:44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王跃文 编辑:王进文

  王跃文

  今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挂青。那些埋在黄土里的先人,我只见过奶奶。我自小是奶奶带的,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我13岁。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从学校回家,听村里的人说:你奶奶死了。我吓得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田野虫蛾狂舞,打在脸上生痛。回到家里,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钱的烟尘,奶奶已躺在棺木里,棺材盖还没有合上。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当时唱老戏是禁止的,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一个小节目,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偷生产队的粮食,被女红小兵抓住了。红小兵端着木头削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反复唱着一句唱词:地老鼠,大坏蛋!我听着很生气,因为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乡下人都有诨名,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多以诨名相称。乡下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而让人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母亲和亲戚们都在哭丧,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闹,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40多年过去了,那个荒诞的葬礼我时常都会想起。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我都没见过。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只有我亲爷爷娶妻成家,养了一个独子,我的父亲。爷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他们的坟也都埋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堖上。清明上坟那天,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皆是挂了白的黄土堆。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写文章。他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那几天,我谢却所有酬应整理书稿。四月的乡村略有清寒,麻雀在窗外叫得纷乱。我偶尔出门同邻舍说说话,听他们讲讲家长里短。我家对面屋里的男人叫胖子,长我几岁。我从未见他胖过,似乎还越来越干瘦了。我听妈妈说,当年过苦日子,他一岁多,外婆接去住了半年,回来就被人喊作胖子。他外婆家在大山里,五谷杂粮多。他回家时脸上稍有些血色,村里人就都讲他胖了。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有自己亲眼目睹的,但大多都是这么听来的。我知道的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只有一位伯父辈的,两位爷爷辈的。那位伯父辈的叫王楚伟,两位爷爷辈的,一位大名王禹夫,一位大名王悠然。我自小听奶奶说,解放前村里人并不知道王楚伟在外干什么事,他在乡亲们眼里只是一位在长沙读书的富家子弟,回村见了乡亲们很讲究尊卑上下。1949年以后,村里人才听说他是溆浦县第二任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1927年5月,溆浦发生“敬日事变”,县委书记及其同志全部被害。白色恐怖的血腥还在空中弥漫,在长沙求学的年轻共产党员王楚伟回到家乡,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22年之后,王楚伟组建了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军进入溆浦。王楚伟应是很能鼓动的,他的堂叔王悠然是县自卫队队长,居然拉着队伍听从他的号令。王禹夫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大户人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回乡后投身教育。村里小学就是王禹夫捐地倡建的,他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的发起会议,就是在王禹夫的大窨子屋里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位前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王楚伟和王悠然贫病终老,王禹夫经受无数次揪斗后上吊自杀。

  我的中篇小说《漫水》,所取素材都是村里的事,就连地名都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全装着村里过去的人和事。我自小听说,土改时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很多人家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我奶奶却在夜里偷偷跑去把米还了。奶奶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多年后,这件事常被人说起,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那些乡亲,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也有对他们暗自同情的,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如今,喧嚣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乡亲们谈起王禹夫、王楚伟、王悠然,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村里看过我小说的,只有我的父母兄弟,和几位在外教书的老师。别的乡亲们只说我做事轻松,动动笔头子就赚钱养家了,命好。我的文学,于他们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 王跃文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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