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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凡人爱这欲望一生”

——杨庆祥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
2018-01-19 09:27:04 来源:文艺报 作者:王士强 编辑:王进文

  杨庆祥是一位多面手。他并不是一个端坐书斋的学者,他的评论以时代性、现实感而回应和讨论大的时代环境中的诸多新问题,颇具开放性、穿透性和及物性。此外,他其实还是一位诗人,或者说,他是先成为了一位诗人,此后才成为学者和评论家,他精神世界的诸多密码尽藏于他的诗歌之中。

  作为学者的杨庆祥理性、冷静、犀利,而作为诗人的杨庆祥则呈现了另外一副面孔:感性、敏感、细腻。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中,杨庆祥感伤、颓废、多愁善感、郁郁寡欢,他与世界隔开了一段不无紧张关系的距离,他看世界冷眼旁观、洞若观火,世界看他却是雾里看花、不识真面。这样的不确定、暧昧朦胧、富有弹性与可能性的关系是杨庆祥诗歌的基本构成,汁液饱满、细节丰富、生机葳蕤、不可定义。

  许多的现代人已经锤炼成钢筋铁骨、铁石心肠,已经羞于表露自己的软弱,羞于哭泣,羞于说出自己的爱。而杨庆祥则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诗中写道:“黑暗选择遮蔽一切/黑暗已经遮蔽了一切啊/我正在黑暗之心/亲爱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哭泣”和“爱你”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弱”,但这种“弱”谁又能说不正是人生真谛之所在和人生意义之所系呢?“弱”自有其深意值得体味,而同时其实也是内心强大的体现。敢于“哭泣”至少证明勇于直视自己的处境,如此或有可能改变,敢于“爱你”至少说明有爱的意愿和能力,而没有罹患“爱无能”的现代病。关于爱,杨庆祥有诗句说:“如果命运禁止我们去爱/我们还活着是为了什么”(《四月,早安》),可以体现他关于爱情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态度。杨庆祥的内心是柔软、敏感的,“我发现我永远都离不开一些东西/旧情/故人/和伤心”,寥寥数语勾勒出其情感特质。他写道:“不浪费生命/不试验人性/爱自己/也爱众生”,“不浪费生命”因其可贵,逝去不可追回,“不试验人性”因其复杂幽深,需维护而非放纵,“爱自己”、“也爱众生”体现了其人生哲学,见出宽阔、高远的境界。“爱”于杨庆祥而言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我不怕众人讥笑/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爱得比海水情深义重”(《后海》)、“我在所有事情中都找不到存在感/除了吻你/我在所有事情中都找不到不朽/除了相爱/除了在泪眼蒙眬的微风中我们相互覆盖”(《我在所有事情中都找不到存在感》)。“有情”、“有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杨庆祥诗歌的内核,赋予了其诗作一种柔软、温润、蕴藉的品质,诗歌表达着他的软弱、彷徨,而同时这里面也包含着坚定与力量。

  在诗中,杨庆祥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独断主义者,而是充满了协商、妥协、自我怀疑与辩驳,他的诗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暧昧、复杂的临界状态。如他在《我知道时日不多》中所写:“人世间的花很美/人世间的罪很沉”,“花”与“罪”判然有别,但是却同时共存,甚至就是一体两面的,如此的书写自然是值得玩味和思索的。杨庆祥经常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将自我对象化,在一种复杂的境遇中实现对于自我经历、个体经验的再现与述说。比如《我曾拥有错误的童年》对于童年之“错误”的书写,《姨》中对于“我”、“爸爸”、“妈妈”、“姨”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关系的书写,都没有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打开了书写对象内部幽微、多向的通道,引向更为原生、自然、真切的生存现场。与此类似的是关于“肉体”的书写。肉体在有着禁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几乎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存在,对此,杨庆祥直截了当地说:“我必须说出肉体/说出肉体里的森林/森林更深处/无休无止的春天和/无休无止的黑色音符//我必须说出它的膨胀、爆炸/像章鱼困住咆哮的大海/像观音,用千手捆住她的/欲望悲伤”。他对于肉体的态度是复杂的,并非单向度的批评或赞美,而是一种复合、复杂的态度,既包含了对肉体的尊重,同时也包含了对其的警惕和审视,如此书写呈现了对生命本身、对生命原初的感受与需求的尊重,它是杨庆祥诗歌的发生学基础,也是诗意生发的重要源泉。

  还应该说一说情怀与关切。杨庆祥是一位典型的学院诗人,大学是他学习、工作的最重要场所,但同时,他的襟怀、他的关切涨破了学院派诗歌可能出现的狭窄、封闭、趣味化等问题,而走向了更为多样、开放和综合的境地。杨庆祥的诗歌有对于词语的迷恋和意象的堆叠,有对于情感的抒发和审视,有对于现实的愤怒与反抗,有对于存在的叩问与探寻……他不是风格化、单一的诗人。杨庆祥对于时代、社会一直有着密切而深广的关怀,他与时代同行而又同时对时代保持着警惕与疏离。阿甘本曾指出:“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杨庆祥正是那种“同时代”的诗人,他身处时代之中而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并做出批判性的审视,既没有为了所谓永恒性而脱离现时代,也没有为了追求时代性而被淹没和挟持,作品达到了所指与能指、意义与诗性之间的平衡。从2006年的《翠花不是花》到2014年的《潘小梅——为所有地铁上的死魂灵》均能看出他关注时代、介入现实、体恤他人、感同身受的特点。身处而今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变革时代,满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位真正的诗人、知识分子,对公众与现实的关切也是一种责任,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职责的一种体现。杨庆祥在这方面体现了他的开阔、勇毅和善思,显示了他不同寻常之襟抱与格局。《与山河书》中有他对时代现实高度概括的书写:“现在。停下来。/地铁停下来。看看城市的黑洞。/下水道停下来。吞咽过剩的食物。/路旁的孤儿,也停下来,/想得到本属于他的一口。//停下来,行色匆匆的人群。/看看自己的贫穷和屈辱/无休无止的贫穷和屈辱/被欺骗的人生,被羞耻钉上的爱”,面对这样“破碎的土”和“破碎的心”,书写即是抗争,说出即是疗救。

  “我是凡人爱这欲望一生”,“凡人”并不意味着卑微,“欲望”也并不需要否定,我们的生活首先是个体的喜怒哀乐、琐屑的柴米油盐,不一定崇高但却真实具体,但由这样的真实具体出发却是抵达崇高的最为可靠的路径。杨庆祥的诗真实、可信,包含了一颗柔软、温润却又不羁、狂野的内心,它不直言理想,但理想包孕其中,它不直言远方,但远方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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