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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双语作家

2018-01-22 08:58:47 来源:红网综合 作者:向敬之 编辑:王嫣

《八十回忆》 海豚出版社出版

熊式一

  熊式一对于内地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不知道他二十多岁时,便在《小说月报》《新月》等新文学杂志上翻译英国大剧作家萧伯纳等的作品,得到了郑振铎等文化大家的肯定。徐志摩推崇其移译的巴蕾《难母难女》,称赞为“对英美近代戏剧,很有造就”。陈寅恪获其长篇小说《天桥》后,感叹不已,题赠二绝句与一首七律,其一云“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将熊式一比作唐初杨炯,同林语堂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且直言自己不识林氏经典《京华烟云》,而偏爱熊著《天桥》。

  能如此荣膺文学、史学名宿赞誉,完全由于熊式一作为20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双语作家,在中英文学交流与创作上的斐然成就所致。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个似乎失踪了的缺席者。如今我们可以通过文学史家陈子善推荐的熊氏回忆文学《八十回忆》中,获悉些许关于他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

  熊式一1902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笔名熊适逸,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终其一生在戏剧翻译与创作上求索耕耘,著译有独幕喜剧《财神》《可敬的克莱登》和《我们上太太们那儿去吗?》等。其创作并导演的英文话剧《王宝川》,在伦敦连演三年九百多场让英国人耳熟能详,于纽约百老汇上演后即刻引发美国剧坛轰动效应。其《天桥》推出后,被英国大文豪H.G.威尔斯誉为“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画图”,后有法、德、西班牙、瑞典、捷克、荷兰等多种文字再版,畅销欧美。

  这些信息,若非陈子善从香港旧书摊上寻得熊氏著作中文版,将《香港文学》1986年7月—10月连续四期刊载的熊氏“八十回忆”系列文章引入内地,我们自会淡忘甚至遗忘这一位曾誉满欧美的文化先贤。遗憾的是,这一并非长卷巨制的回忆录,因其1991年辞世,只留有《代沟与人瑞》《初习英文》《出国镀金去,写〈王宝川〉》和《谈谈萧伯纳》四篇。

  早慧的熊式一,11岁便开始填词、赋诗、作文和刻图章,善于向名士宿贤求教。由于年轻虔诚,上进奋发,深得长辈们喜爱看好。一次,他赴本地一老先生府第拜访,门役万分惊诧,这个稚气孩童,原是应已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约请而来。在京沪二地,熊氏常与林纾、张元济、黄炎培等一大批长其二三十岁甚至更多的人往来交流;在英国伦敦,给予熊氏很多帮助和指教的萧伯纳、威尔斯、巴蕾等,几乎都大他三十岁。他们之间,不问年龄,以文会友,真诚相处。我想,如若有今日时髦者们爱挂在嘴边的“代沟”二字存在和作祟,熊氏断然不会有后来的成绩,也不可能在晚年同曾为孙中山促成第二次婚姻的郑卓相识相知。

  年届八十的熊式一同102岁的郑卓交往,既感叹郑公南人北相且敏捷雄健的身影,又钦敬其因早年一次小谎而芥蒂终身的胸怀。孙中山欲同宋庆龄结成姻缘,让孙科带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回老家争取原配卢夫人应允离婚。孙科不敢违背父命,又害怕得罪母亲,只能同郑卓前往。当卢氏问及宋庆龄“长得美吗”,郑氏一句“宋小姐,是在外国读洋书的人,相貌长得并不好看”,让卢氏自知逊色又心存慰藉,同意孙氏所请。宋氏早年赴美留学,却生得文雅从容,庄重大方。郑氏自觉背了一次良心,但在熊氏看来,郑是一位通权达变之士,值得尊敬。

  受辛亥革命影响,维新潮流推动国人寻求新知识,学习外国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熊式一初学英语,感觉字母没有方块汉字有意思,但时间久了,念得多了,发现别有韵味。此时一位表姐夫笑话他依依呀呀,说自己只读英文的《西厢记》《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激发他在佩服中产生了许多学好英文的兴趣和期待。他深入进去,到了后来,却发现那个新亲戚杜撰矜夸,除《聊斋志异》有属实的可能外,第一本《西厢记》英文版为熊氏首译于1934年在伦敦问世,第一版英文全译本《红楼梦》为其学生霍克斯1973年才译出第一册。这样的事例,虽然有些可笑,但对那些望文生义、海聊神侃,试图打着知识渊博、学养高深的幌子的欺世盗名者们,不啻于一个自欺欺人的警示和劝诫。

  当然,熊式一该感激那个浮夸长者的激励,不然的话,他也许只能待在国内做一个诗文家、填词人或金石学者,很难有诸多翻译佳作流传,更不会在年不届而立时,被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登门造访,欲聘为专教欧美近代戏剧的正教授。但是,机遇不得,他没有留过学,不是海归派,虽有许多学问,能写出连“英国人绝对写不出这样好”的文字,但当时教育部的条文陈规,中伤和刺激了他的自尊。他一气之下,离妻别子,远渡英伦三岛。是时,他已在北京、上海、南昌各地大专学院教书多年,已有了贤惠恩爱的妻子和五个可爱的孩子。

  熊式一来初到伦敦大学后,不为英文系教授所满意,后遇莎士比亚权威聂可尔,听从其建议改修中国戏剧。他在聂氏夫妇的教诲和激励下,一边准备博士论文,一边从事戏剧翻译与创作。期间,胡适曾托熊夫人带话,劝阻熊氏“千万不可以”把文章“给英国人看”,免于“冒冒失失的写英文丢丑”。然而,他以伦敦各大剧院的观众,作为“最得力的导师”,尝试改编中国传统旧剧中的王宝钏故事,创作成英文话剧《王宝川》。最初不为名演员看好,遭受了冷语讥讽,但通过朋友关系由英国麦勋书局于1934年夏出版后,深得读者欢迎,销路极好。同年冬,熊氏把《王宝川》搬上舞台,久演不衰,不论贵族还是平民,乃至文学巨匠,很受震撼,一洗平日对中国落后的印象。就连很严格、爱骂人的批评大腕匹理斯莱,也破例在剧本出版的序言中,盛情褒奖,妙语赞誉。有趣的是,《王宝川》之所以能在当时包括皮南德罗、萧伯纳、高斯华绥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新剧接连失利的情势下,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好评,除了受聂可尔、亚柏康贝等人鼓舞外,替其打字的约翰荪太太、爱乱叫人的道生斯葛太太的欣赏,也是熊氏坚信自己、不懈努力、走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熊氏在欧美一剧成名,不用再担心被国内名校拒绝。在他载誉归国不久,与宋庆龄、郭沫若一同被推举为上海“文人战地工作团”主席团成员,又肩负宣传抗日的使命重返伦敦。他创作了英文话剧《大学教授》(1939)、长篇小说《天桥》(1943),充分展示了创作才华,以及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华文化、家国苦难的理想与努力。当我读到书后所附《〈天桥〉中文版序》与《〈大学教授〉中文版序跋》时,对于他创作的肇始、经历、思想、情感与出版流变、状况,油然有所启发,有所感悟,有所认识和理解。

  此书同名为“八十回忆”,只是熊氏人生中的几个片断、几点追忆,不同于其他回忆录的宏大铺叙、多方涉及,但为我们大致点染了他与众不同的为中英文化交流不遗余力的主要轨迹。其中,他不吝笔墨地速写萧伯纳访问中国的趣闻、在剧场不看戏而看观戏人的反向做法,勾画他的机智诙谐、哲学思想,以及同他亲密交往的好些情景、感怀、喜悦和崇敬,都很有意味。熊式一后来没有返回内地,留在剑桥大学讲授元曲,又赴新加坡华侨们筹建的南洋大学执掌文学院,1955年到香港创办清华学院。著译作品亦在香港陆续推出中文版。

  并非特意的选择,使他没有遭受建国后种种运动、“革命”的凌辱诬蔑,没有机会慑服于红卫兵的淫威而堕落丧身,避免了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人格沦失的尴尬,令其也令人庆幸。那些受特殊思想激励的狂热者们忽视了他的存在,就连许多现代文学读者和研究者也淡忘了他在中英文化交流史,尤其是近代戏剧史上的许多作为。他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英国剧作引进中国、三四十年代向欧美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创造者,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属于他的位置和篇章,然而这一切几乎是一个空白,留给了后人与历史不少感伤和苍凉。2006年商务印书馆曾印行《王宝川》中英文对照本,但书市坊间罕见,再无其他文字源于熊式一。我们百度他的名字,也很难找到具体的生平资料。让人欣喜的是,《八十回忆》的结集在内地出版,将会为人们知道、感受和深度认识熊式一其人、其事及其文字,有一个鲜明的指引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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