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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的遭遇

2018-01-25 11:45:01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开林 编辑:李子璇

  王开林

  自古有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功如何,双方可以通过正面交锋比试高下,强手中的强手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专治各种不服。文章却是万法各殊,众口难调,要想邀得天下读书人齐心点赞,负面评论悉数归零,就是大名贯宇内的文豪也休想做到。

  韩愈是唐代重量级的文豪,千百年来,其门下吹鼓手众多,牛气得不得了,响当当的名头丝毫不逊色于“星宿派”的开山鼻祖丁春秋。可是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评论历代文章大家,对韩愈不无微词:“……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裴度年长韩愈三岁,两人同朝为官,关系融洽。有两个显著的证明:一是裴度担任主帅,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韩愈撰《平淮西碑》,归功裴度,溢美过头,适得其反;二是韩愈以《谏迎佛骨表》极言切谏,触怒了宪宗皇帝,若非裴度出面斡旋,设法营救,甚至有性命之忧。因此裴度就文论文,他的评议冷静客观,并未掺杂成见。何况李翱也是韩愈的朋友和弟子,无所谓文人相轻。

  韩愈最惧怕的并非贬谪,“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固然难受,但他撰写的《平淮西碑》引发朝野争议,时论不能平,其结果更让他受不了。宪宗皇帝下令将碑上的文字磨去,由段文昌补撰碑文。这种极其罕见的“皇家礼遇”所带来的又岂是小小尴尬,文豪虽有雅量,也着实吃不消。由此可见,今人所臆断的韩愈在生前就已俯视群流,与事实相去甚远。即使在他死后数百年,宋代重量级文豪苏东坡对他推崇备至,“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成为了十二字定论,明朝文学家何景明仍然不肯服气,固执地认为“古之文法亡于韩(愈)”。你说,韩愈老夫子在九泉之下长眠,还能否安息?

  到了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方苞牵头扯起桐城派大旗,俨然以古文运动领袖自命,以文豪自居,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学者和诗人李绂却认为方苞的文章无足轻重。有一次,方苞携所撰《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请李绂指正,李绂只看了开篇第一行文字——“苞先世家桐,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就毫不客气,把文稿归还方苞。方苞年长李绂七岁,孰料当场吃瘪,他很有些恼羞成怒地说:“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李绂的回答相当干脆:“然。”方苞顿时七窍冒烟,既抓瞎又抓狂,非要李绂给出明确的评判不可。李绂说:“今县以‘桐’名者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李绂并非吹毛求疵,他的话一针见血,摆出的道理无可辩驳。方苞将“桐城”省写为“桐”,当代读者多半能猜出是桐城,后世读者则不知“桐”是桐乡、桐庐、桐柏、桐梓和桐城五地中的何处,因此省减一字就等于挖坑设绊,会造成阅读上不必要的阻碍,有害无益。方苞无法反驳李绂的批评,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死扛,不肯虚心承认李绂是自己的一字师。明白人毕竟洞悉事理,回家之后,方苞就修改了这篇文章,因此我们现在从他的文集中翻检《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开头已是“苞先世家桐城”,不再是“苞先世家桐”了。方苞与李绂的交情却因此失去了回旋余地。重量级文豪与羽量级文豪的区别也就体现在这类地方吧。韩愈是不怕别人指陈得失的,柳宗元便是他的头号畏友,多次写信批评他在为人和为文两方面的欠缺,均直言不讳,但他们的交情并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细微损伤。柳宗元死于贬所柳州后,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为之作《柳子厚墓志铭》,其悲悯之情,表彰之力,一时无比。

  与方苞同时代的文人,但凡是真心实意喜欢先秦两汉文章的,都不太瞧得起桐城派气味的古文,视之为赝鼎的并非一个两个。金坛名士王澍是著名书法家,究心诗文,亦多妙会,他曾一语中的:“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这就等于揭看了方苞的底牌。倘若某人把白酒当成黄酒,把黄酒当成白酒,喝下肚去无妨,说出口来就可笑了。方苞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难免左支右绌,时不时露出皮袍中的“小”来,被人揪个正着。

  钱塘高士龚鉴为官清正,做过一任江苏甘泉令,惠民造福,美誉上达天听。龚鉴生性狷介,与人交集,谄言谀辞罕出其口。有一回,他耐着性子听完方苞的高谈阔论,居然起身夸赞道:“先生不愧称本朝第三人矣。”方苞闻言一怔,摸不着头脑,好生奇怪,就微笑着询问第一、第二是何方高明。龚鉴徐徐作答:“贵老师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安溪先生是当朝大学士李光地,是方苞的救命恩人。百川先生是桐城文人方舟,是方苞的兄长。戴名世在《方舟传》中夸赞方舟、方苞兄弟“各有其造极,人比之眉山苏氏兄弟云”,吹得太过响亮,捧得太过高端,就会被智者啪啪啪打脸。龚鉴的回答可谓绵里藏针,方苞立刻听出了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为之不怡者累日”。

  重量级文豪韩愈从宪宗皇帝的雷霆震怒之下死里逃生,应该承认,其直谏的胆色可敬可佩,其贤者的担当远逾庸流。羽量级文豪方苞被捎入戴名世《南山集》案,好不容易从文字狱的天罗地网之中捡回一条性命,惊吓之后,庆幸之余,各种打脸也就不生痛了,各类吃瘪也就不丢人了。两人遭遇之险,一间之别,韩愈得宰相裴度之营救而生,方苞得大学士李光地之营救而活,他们真正的差异在于情怀之宽窄和度量之大小,这是丝毫勉强不得的。

  既然说诗无达诂,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可能还有别解未出,或者说,这是最高境界,即使牛如清代文豪方苞,也未必能够顺利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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