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基金办样书库

　　■十年来，国家出版基金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一种品牌出版的认可，与国家出版基金严格把握入选资助项目的评审标准、立项程序息息相关。

　　■要保证入选出版项目的高质量，严格的项目评审、实施监管和结项验收等一系列机制保障是关键。

　　也许，所有去过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样书库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而我，正是其中之一。

　　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斑驳光影，书香萦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民族文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大中华文库》《大辞海》《大飞机出版工程》《北斗系统与应用出版工程》《中国文化发展史》《杜甫全集校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一部部精品图书如星辰闪烁，熠熠生辉。

　　这里有时代最具力量的思想者的集结，凝聚社会共识和意志，探寻当代中国的发展之途，更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有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古老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要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探索成长的路径，更要从悠久历史中寻求延续的动力。而5000年文化所展示的思想与精神、理想与信念的力量，是这个民族对话世界的自信，引领世界的感召力；这里有最新的科技创新，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这里辑录了历史的铁证，任何谎言在它面前都苍白无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力量本源。

　　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的国家出版基金，作为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金，运行十年来，共遴选资助了33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1000多个，资助对象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0多家出版单位。截至目前，已有2300多个项目推出成果，其中近500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可以说，它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在2016、2017年两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的国家出版基金精品成果展上，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两次驻足，并发表了讲话。去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就国家出版基金十年资助工作情况向刘延东、刘奇葆两位中央领导作了报告。仅三天，两位领导同志作出批示，一方面充分肯定国家出版基金十年来取得的成绩，认为国家出版基金有力促进了精品出版和文化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殷殷嘱托，期望国家出版基金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更大成绩。

　　十年来，国家出版基金在推动精品出版、树立文化标杆、包括在助推出版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它成立之初尚始料未及的作用——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品牌出版的认可，出版机构都以出版项目能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为荣，认为体现了自己精品出版的实力，这与国家出版基金严把入选资助项目的评审标准相关，更与国家出版基金严谨的项目评审、质量监管和结项验收等一系列机制保障相关。

　　尽管一部《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制度汇编》已经厚达297页，国家出版基金办的考虑却依然是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要求，如何进一步完善评审立项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如何提高资助项目的质量，包括如何进一步发挥精品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等。

　　“十年，只是一个新开始。”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谦虚地说。

　　近期，纳入基金办考虑的包括，比如，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基金规定每个出版社最多可以申报三个项目，但社与社之间出版能力确实存在差异，虽然实施了获国家级奖项可以奖励申报名额的管理办法，但“量的增长基数做大和申报质量如何能够同步提高”，是基金办近期重点关注的问题；比如，推动出版文化成果进一步服务社会，是否要专门出台一个“成果管理办法”；比如，为推动更多有思想创新的精品涌现，加大对中小型原创项目的资助扶持。

　　显然，国家出版基金不仅仅是要助推精品出版，写就一部中国出版精品史；他们的期待更在于，为这个进入复兴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提供文化和精神的基石与标杆。

　　如何助推精品出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国580多家出版社，除少数几家公益性出版社之外，都已逐步完成转企改制，出版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但有一些国家急需、社会需要，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图书，由于投入大、印数少等原因，单纯依靠市场运作确实难以收回成本，出版社不愿做或者没有能力做，因而很难出版。

　　“一些大部头的书，包括文化传承类的书，很多年都出不来。这样的书，它可能在市场上没有什么收益，而且投入也比较大，出版周期也很漫长，靠单体出版社，或者单一出版社的能力，做不了这个事情，需要站在国家的层面来做好。”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回忆。由此，经国务院批复，2007年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

　　《儒藏》、“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需多年编撰、出版，没有国家的投入，很难做出来。包括《大中华文库》，要把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这是全国30多家出版社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项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注》，对杜甫的全部存世诗文进行汇集、校勘、编年、注释和汇评，规模大、编纂难度高，加上主编去世等原因，立项30多年都没能完成出版。2012年，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加快了出版进度，2014年1月，共计12册、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正式出版，代表了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中国饮食文化史（十卷本）》的出版之路更为坎坷。1991年，该书正式列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但就在作者们的书稿开始陆续寄到编辑部，编辑出版进入实质性阶段时，由于市场大潮的强烈冲击，这部看起来“明显赔钱”的学术著作被迫下马。2012年，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使编辑出版工作告别了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窘境，项目得以重新启动。图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饮食文化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院士和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评价该书，“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无大型史著的空白”。

　　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国家出版基金在推动精品出版，树立文化标杆，包括在助推出版业繁荣发展等方面，确实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国家出版基金为出版社考量社会效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参照。

　　从国家层面来说，出版行业的国家奖项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还有总局推出的三个一百原创、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等，都是可以作为社会效益的量化指标来考虑的。刚刚颁发公告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正式奖57种，曾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超过61%；图书提名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也超过53%。显然，在体现国家意志，推动繁荣发展，引导精品出版方面，出版基金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引领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的创新，包括传统文化，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否则，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家出版基金在鼓励出版创新创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第一个措施，面对出版单位申报大项目较多的现象，限制集结类、拼凑类项目的申报，更多鼓励原创。由此，要求出版社申报的项目中有一个必须在50万元以下，就是要鼓励原创的中小型优秀项目能够申报上来，能够得到基金的支持。

　　“资料的集结整理当然有其传承的价值，但思想性的创新和创造，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我们感觉到，有的出版社认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心血，项目规模不是很大，得到基金的支持很小，所以，很多出版社做一些大的项目可能更有积极性。”陈亚明分析。

　　但是，“比如维特根斯坦的书，几万字，就把他整个思想体系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实践论》，是他最重要的两本哲学著作，篇幅也不大。比如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如果用文字表述出来，也不会是大部头。”由此来看，中小型项目中，原创的价值，新的出彩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些。

　　当然，在怎么体现作者的创造创新、出版社的策划能力方面，国家出版基金将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探索创新，“希望通过政策起到引领作用，通过财政政策起到杠杆调节作用。”陈亚明表示。

　　当然，整理类项目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整理收集，更重要的在于以什么方式来整理，注释和解说怎么能够体现最新研究成果，怎么转化成能够为当下所用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建设，这也是创新，和仅仅把它影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政策导向的作用是明显的。近两年来，大型整理类项目数量明显减少，中小型原创性项目数量不断提升。

　　另外，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助推主题出版这一块，国家出版基金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原来所有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都要先申报后出版，很多主题项目的时效性比较强，为了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的时限，热点时期出不来，起不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后来，在出版基金办，包括基金委相关领导的大力推动下，这一类重点主题出版项目，特别是列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项目的，可以先出版后资助。

　　“比如，你可以今年出版；来年上半年，我们跟他们点对点发通知。只要列入了年度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就可以先出版后资助。这样出版单位就很放心，既服务了大局，也能让出版社保底不赔钱。”

　　第三，基金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有很好的衔接。凡是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基金鼓励专家给予重点关注。

　　评审立项机制

　　十年来，国家出版基金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一种品牌出版的认可——出版机构都以出版项目能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为荣，认为体现了自己的精品出版实力，与国家出版基金优中选精、公平公正的评审立项机制息息相关。

　　国家出版基金对资助项目的评审立项标准，首先体现在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上。最开始，国家出版基金强调资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进一步修订的时候，把体现国家意志、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扶持精品生产，作为国家出版基金的宗旨。而这个宗旨，就是国家出版基金评价资助项目的主要标准。

　　当然，国家出版基金每年都要评审，每年的项目申报指南里，会体现当年具体的重点和要求。

　　比如，今年是十九大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基金办去年在制定基金申报指南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些重要诉求。还有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字经济等领域，代表国家水平的项目，就是出版基金资助的重点。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几年来，出版基金也资助了不少项目。但是，“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定不仅仅是从某一个地区来考虑，而要站到国家层面考虑。”陈亚明强调。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金建立了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机制。基金使用虽然是政府在主导，但国家意志和专家的专业评审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整个基金的评审流程，光专家评审就有初评、复评、终评，另外还有基金委部门联系会议、基金委会签，这一整套严谨规范的程序，都是资助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

　　“从申报到评审，一共九道门槛，把关确实是比较严格的。”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颜永刚笑言。

　　出版单位申报的项目，首先要经过当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申报上来以后，先由基金办对申报材料进行技术性复核，再交由学术专家初评。一般每个项目，至少有五到七位专家背对背的评审；评审完成以后，他们独立写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具体评审意见。一般的项目评审，只要给出同意的意见即可，而基金项目的评审，要求不同意的意见也要精准给出。

　　一个项目的初评，只有三分之二以上专家认可了，才能进入复评环节。复评由学术专家和出版专家组成，采取分组会议评议的方式，对初评通过的项目进行评审；终评由出版专家和财务专家组成，就复评通过的项目进行评审，重点评价其出版价值并提出拟资助金额。一个项目可能有很好的研究价值，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出版。陈亚明举例说明：“比如，一些涉密的研究项目，可能专家觉得非常好，但它不宜资助出版。”国家出版基金只是资助出版环节的部分直接成本，到底直接成本是多少，大概能印刷多少，能够收回成本是多少，专家要充分评估后，才能提出拟资助的金额。

　　“很多人问，出版基金对一本书的资助到底有多少钱？当然首先要看项目的学术价值、社会效益，项目规模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最后再看它的经费核算是不是合理，所以，每个项目都不一样，由评审专家组分析测算后提出建议资助金额。”祁德树介绍。

　　一个项目经过三道评审后，还要经过基金委部门联系会议对政治导向的把关、出版政策的把关。最后，经基金委会签后，进行公示公告，出版基金办还要进一步核实公示期间社会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比如，去年我们公示以后，有一个项目作者的家属就举报称，这个项目，他的父亲确实在若干年前和出版社是有约定的，但出版社可能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有出，他父亲就把版权收回去了。可能后来的编辑不太清楚，以为版权还在出版社。作者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那我们就不宜资助了。所以，这个项目是在最后的公示阶段拿下来的。”出版基金办项目处有关同志介绍说，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拿下来的项目。

　　管理机制保障

　　走进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最深的印象，是忙碌，这也是出版基金办的常态。近期，出版基金办的重点工作就有，2018年度项目评审还有后续的公示公告；跟出版社签的协议，要尽快完成；去年的主题出版项目，要尽快评审资助；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重点工作和基金委的要求，把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好；要按照财政部绩效考评和出版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资助项目成果编校质量、印装质量抽查工作力度，研究完善抽查结果应用办法，进一步提升项目承担单位的质量意识，确保资助项目成果质量和实施进度。

　　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其实是一个链条。要保证入选图书项目都是精品，需要严格的项目评审、实施监管和结项验收等一系列机制保障。

　　出版基金办每年上半年发布下一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明确下一年度资助项目的具体范围、重点、形式、出版介质以及申报数量、成稿率等要求。出版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要求，填报项目申请书、提供样稿。

　　出版基金办每年年底前组织完成下一年度资助项目专家评审工作，包括初评、复评和终评。拟资助项目经基金委部门联系会议集体审议，基金委成员单位会签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后，经基金委批准，通过媒体予以公告。

　　所以，国家出版基金立项前期的工作有申报指南的指导，针对出版社的培训，有根据申报指南的答疑，还有组织专家的评审。项目立项以后，要先和出版社签一个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

　　从协议书签订开始，就进入到项目的监管阶段。对于当年能够完成的项目，经费只能支付一定的比例，等项目全部完成，结项验收合格以后，才能拨付尾款。

　　对于跨年度的项目，首拨款只有30%或者20%；续拨款根据每年完成的情况，给一定的续拨款。最后还要留一部分尾款。

　　对于跨年度的项目，出版基金办要进行年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项目完成的进度怎么样，它的经费使用如何，完成质量如何，等等，都有一套监管办法。另外，出版基金办在检查过程当中，要求每一家出版社针对该社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办法，比如质量保障、进度保障措施、经费使用办法，包括廉洁措施等。

　　由此，国家出版基金不仅仅起到扶持精品出版的作用，更是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出管理，对出版社的机制建设包括管理建设等各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国家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支持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把它用好。”陈亚明说。

　　随着国家出版基金良性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许多出版机构也形成策划一批、申报一批、实施一批的良性循环，微观机制建设起来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考虑国家出版基金下一步可能的要求，出版特点，怎么能够抓重大选题，在管理过程中怎么保障进度，出版单位也慢慢摸出了一些套路。

　　“我们专门有一个评价表格，内容质量占多少分，实施进度占多少分，编校质量占多少分，经费使用是否合规占多少分，项目有没有变更，变更没有及时申报要扣分。包括最后项目推出成果以后，我们还要看看它的宣传。全程的绩效考评下来，得到优秀还是很不容易的。”出版基金办财务监管处有关同志介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到，国家经费资助的项目要实行全程绩效管理，而国家出版基金，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实行全程绩效管理了。

　　尤其是，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环节的公平公正，在业界是有口皆碑的。

　　每一次的专家评审会议，都是邀请由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库随机抽取的专家参加。比如专家库里面有50个历史方面的专家，这一次的评审需要20个有关方面的专家，出版基金办就随机抽取，只有两个工作人员知道，并严格遵守保密制度。

　　同时，整个出版基金办的工作，从项目评审、项目监管到结项验收，包括日常管理，要接受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查。自2014年以来，在财政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务司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的综合绩效考评中，国家出版基金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

　　“说实话，国家出版基金成立十年来，首先特别重视的就是制度建设，制度是我们的核心，有制度就有规矩。”颜永刚强调，必须要完善管理办法，比如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项目结项验收的程序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必须一板一眼，完全靠制度靠规则管理。

　　在出版基金办，每一个环节都要按制度来执行，出版基金办集体研究、制定政策，重要的要报基金委同意。如果来出版基金办谈业务，一定要两个人同时接待。“尽可能把各种权力都放在监督之下。”陈亚明说。

　　国家出版基金的变与不变

　　走过十年，展望未来，国家出版基金有它的变与不变。国家出版基金的宗旨不变，严格的评审立项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不变，对资助项目的评审标准不变，但是，“怎么在‘高原’的基础上推出更多‘高峰’产品；从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怎么体现；如何能够引导推出一批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出版产品”，都是国家出版基金办近期考虑的重点。

　　随着多媒体的发展，出版融合发展这块的资助扶持，是国家出版基金未来要开拓的新领域。编校质量已经开始抽查了，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做法。也许下一步，国家出版基金对资助项目的编校质量抽查会形成一套规范的做法。

　　“下一步，如何进一步使申报质量、立项质量和成果质量能够同步提高，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所以，还是有些槛要迈过的。”陈亚明的结束语中，没有丝毫的自得，更多是沉甸甸的责任。(记者　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