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

　　书写百年乡土中国是许多当代作家的文学抱负，面对这个宏大命题，我们看到大量作品聚焦于百年民间因现代文明的介入而呈现固有文化的支离破碎。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真实，但对于广大而多元的中国民间而言，并非是唯一的答案。浙江作家浦子耗时16年创作的“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便书写了异于往常的浙东民间百年变迁。从晚清到改革开放，从民间的自然性、革命性到现代性，浦子为世人再现了浙东民间精神的坚韧与阔大，如评论家李敬泽所指出的，这三部作品传递出的民间伦理体系有着特殊的地理气质，它并不孤独也不绝望破碎，“人们像神一样被记忆和怀想，展现了远初的、本质的、朴野的创造力”。作品问世后，浦子也多次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为何不采用概念先行方式比如民主、科学、主义等来为百年乡土确定某个出路？对此浦子对记者表示：“我不是在作品中想证明有什么路可供大家走。其实，我是在描写中国社会民间的生存常态，就如《红楼梦》写的就是那一个时期中国非民间的生存常态一样。我在作品中展示民间生命力的同时体现社会发展的趋势。”

　　记者：围绕“王庄三部曲”讨论最多的是浙东民间的百年历史、百位人物、百万文字，有许多作家都致力于书写百年民族史，但山南水北不同的民间有不同的精神图像，你生活的宁海县向来重视礼学，有其特殊的民间精神底蕴。

　　浦子：有专家研究，中国思想界哲学界有一个影响近两千年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盛行于南宋中期的学术流派，学派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浙东民间的精神底蕴，离不开浙东学派，他们之间一脉相承。我曾经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前几年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并提炼了一个“宁海精神”为：正气、硬气、大气。不难看出，这与儒学的提倡相近。许多评论者看到我的三部作品是“南人”写的“北文”，这是有原因的，一是我们祖辈来自北方，现代大部分宁海人都是古代战争年代从北方分几次移民来的；二是古代宁海属于古台州管辖，台州民风自古耿直彪悍，鲁迅先生称赞柔石时说过“台州式的硬气”。

　　记者：从清末写到改革开放，面对如此长的历史，作家在处理时往往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概念去把握，读这三部作品能感觉到其中非常民间的语言和观念，顽强坚韧的浙东民间无论历史沉浮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作。

　　浦子：对于文学的把握，每个作家采取的立场和概念确实不一样。我采取的是文化的立场。我在小说里保留了大量经过改造的浙东方言。这些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用法，甚至读音。用宁海乡音读古代的诗词，能让平仄不破，而用现代的普通话发声，难免有平仄被破的现象。宁海乡音被一些研究者称是古代汉语读音的活化石。这里，既有显示语言的独特性，更有彰显中华传统文化之意。

　　记者：作家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龙窑》里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外来者王世民像是一个隐喻，他记忆里有外语字母，知道一些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则，给王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他一旦融入到王庄，依然会被传统价值体系吸入进去，这种“自然性”或者说强大的传统文化力量，是否可以看作是你对中外文化关系的一种基本观察？

　　浦子：外来文化不能救中国，因为中国有太重的负担，几千年的文化根深蒂固，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被同化了。但中国文化的巨大融合性，也使得外来文化产生积极的意义。作品中的王世民形象就是这样。他的到来，给古老的王庄带来的革命性的观念，可是他迅速被王庄同化。但他离去后的王庄，不再是那个死气沉沉的王庄，历史已经向前进了。中国文化不是死水一潭，它有纳新的可能与机制。现在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也有这一层意思。

　　记者：王世民的出现也就是小说开始的年份1858年很有深意，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在长江沿岸如火如荼，两年后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但在虚弱的晚清文明表层下是民间的生命力，偏僻的地理空间和传统的惯性让他们继续缓慢前行，你也在小说人物身上传达了这样的喻示，即推动民间进入现代文明是内外共同作用的。

　　浦子：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法说法，社会变化是必然的，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在小说中通过人物传达困惑的同时，也在明示晚清中国民间进入现代文明的路径：中国民间的进步，需要有外力的推动，尽管推动的作用由于传统的惯性而效果不大，仍然是推动了。这里，内因的需要是主要的。落后，才需要进步；弱小，才需要推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间的生命力，需要营养。在一些人看来，王世民的出现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念的是适合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经。

　　记者：第二部《独山》写的是革命年代，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走向自觉的现代民主国家，但在王世民留下的孩子王传达身上，并未体现出更多进步，他表面上是一个正人君子，温文儒雅，但讲出来的东西仍是过去的甚至虚伪的观念。我想起你在自序中说的“拯救中的失望，失望中的拯救”。

　　浦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传达就是活着的王世民。王世民代表的是外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熔炉里，面目变化后，就是王传达。王世民身上对于民主自由的向往，与王传达儒学中的仁义结合了起来。父子在性格上是互补的，但思想核心仍然是相承的。他被这个世界残酷扭曲的心灵，需要拯救。如同那个世界，需要拯救。

　　记者：“三部曲”的后期，民间二元思维陆续被改变，《大中》里的王德青作为王世民家族的第三代，最后不惜以一己生命的毁灭，希望唤醒社会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真善美的认识，在精神上超越了王世民和王传达，这三位人物的变化其实袒露了你对未来民间的期待。

　　浦子：“三部曲”在我心目中是完整有机的组成。王德青的牺牲行为与其祖上同样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背景。庄子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是自然；“人之所为”，即顺其自然。可是我有一个偏心，就是厚今薄古，对于描写当代的肯定要比描写近现代的更要上心一些。在王德青身上，寄托了更多我的理想。因为，中国的民间未来，寄希望于眼下的进步。

　　记者：“三部曲”之后，还会构思或聚焦什么样的话题来呈现改革开放至今的浙东民间？

　　浦子：我会继续关注乡土的民间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代的民间精神世界的捍卫与突破。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暂名为《杀兄》，就是如此。